所谓古今关系，大致包含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古今是否有联系，二是古今是否有变化以及怎样看待变化的轨迹，三是古今联系和变化是否可以划分为阶段等。古今联系的思想起源很早，这要追溯到传说时代。从文字记载来看，《诗经·大雅·**》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是强调历史鉴戒的重要，正表明古今是有联系的。孔子论夏、殷、周三代之“礼”的关系，同样表明了对于古今联系的关注。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339]，同上引《诗经》是一个含义。班彪认为，联系古今观察问题，是史学家的传统，他说：“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340]班彪指出的这个传统，在史学上影响很大，后人曾不断引用。这是中国古代历史观念中极珍贵的遗产。
至于说到古今联系中的变化，《左传》有“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的说法[341]，这是讲自然和社会的变化，也是讲古今的变化。中国史学有悠久的古今变化的观念。按照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说法，则这一观念较早而又较全的阐述，出于《周易·系辞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尽管这里讲到了“天”，讲到了取法“乾”“坤”二卦，但这里主要在讲历史，讲历史上的古今变化法则，即穷、变、通、久的道理。这段话在历史观念的发展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明确地指出了：第一，由于时代的递进，要求人们改变旧的文物制度，使人民不因拘守旧制而感到倦怠；第二，这种变化是在潜移默化中实现的，便于人民适应；第三，《易经》所总结的就是这个道理，事物发展到极致的程度，就要变化，变化才能通达，通达才能继续进步、保持长久。这几重含义，可以说是“通古今之变”思想的渊源。
所谓穷、变、通、久的思想传统，“变”和“通”是其核心。《周易·系辞上》对其反复解释：“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变”“通”，都是在运动中进行或实现的。它反复称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342]。这就是《易经》的“以动者尚其变”的精神。它又进而解释“变通”和“通变”的含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通变之谓事”[343]。总体来说，“变通”“通变”是跟天时、人事相关联。而“变通”也正是包含有因时而变的意思，即：“变通者，趣时者也。”[344]这同“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345]的意思是一致的。
《易传》讲穷变通久，讲变通、通变，变化的思想十分丰富，对中国古代历史观念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作为历史撰述的宗旨之一，就是对上述历史观念的继承和发展。
《易经》《易传》和司马迁的通变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如杜佑的《通典》、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都是这一影响的继承和发展。清代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叙论四》中对“通”做了解说，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释通》篇，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了“通”的含义。
在古今联系中，古今之间是否有变化？《易传》强调穷、变、通、久，“变”是核心问题。问题在于人们怎样看待“变”的方向。这也是古代历史观念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所谓“变”的方向和轨迹，无非是前进的、倒退的、循环的三种情况。其中又以循环的论点和前进的论点更具代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