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观念的几个重要问题[331]
天人关系、古今关系和时与势、理与道等几个概念或几个范畴，在中国古代历史观念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些概念或范畴，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大多有所反映，有的还是司马迁的撰述宗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就把天人、古今的相关观念贯穿于全书之中。当然，《史记》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前有源，后有流，既非一朝一夕之所能形成，也不是停留在这个阶段而没有新的发展。在中国古代历史观念的发展上，司马迁是一位卓越的总结者，也是一位伟大的创造者。
所谓天人关系，本质是人们用以说明社会历史现象及其生成、变化原因的基本观念。殷周之际，“天命”主宰着人们的历史观念。商王盘庚迁殷，是以“天命”的名义[332]。武王伐纣，是“恭行天之罚”[333]。周公东征、分封等重大军事、政治活动，同样都是“上帝”之“命”的体现[334]，等等。总之，社会生活中的所有现象，都是“天命”决定的。这是人们用“天命”来说明社会历史的时代。
从西周末年到春秋时期，出现了怨恨“天”、怀疑“天”的情绪和思想倾向，这在《诗经》有关篇章中多有反映，而在《国语·周语下》中更是赫然出现了与“天命”相对应的“人故”（即“人事”），进而又有“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的说法[335]。这表明，人们已不再囿于以“天命”来说明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了。在人们的历史观念中，在“天命”的对立面出现了“人事”这个被“发现”、被认识的事物。从历史观念来看，这是人们开始觉醒的时代。
从战国至西汉，是一些史学家摆脱“天命”的时代。一部《战国策》，反映的是人力、人谋的作用，“天命”变得苍白了。从刘向的《战国策书录》中可以看到，那是这样一个时代：“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336]这哪里还有“天命”的影子呢。在关于天人关系的认识上，司马迁是一位伟大的怀疑者和变革者，他不仅明确地表明：“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又说“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337]更重要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写出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从多方面说明了人在历史活动的主体作用，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在历史观念上的人本主义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迁开辟了天人关系说走向理性时代的道路。在《史记》以后的一些重要著作中，尽管还时时有称说“天命”的现象，但从主流上看，它们都不居于重要位置，甚至大多都不是有实质性的意义而成了对于“天命”的回忆和摆设。到了中唐时期，同史论、史评有密切关系的思想家柳宗元写出了《天说》一文，他的好友刘禹锡写出了《天论》三篇，于是“天”被认识为物质，并在自行运动着，而这种运动着的物质的“天”即“自然”与“人”各有其能，二者的相互影响，形成了社会生活的种种现象[338]。至此，天人关系说完成了它走向理性阶段的历程。
宋代以后，有所谓“天理”和“人欲”对立的说法，多是思想家们所谈论的命题。而这里的“天”，则由上帝意志的“天”、物质与自然的“天”，蜕变为绝对精神的“天”了。这同史学家所讨论的“天”有所不同。此外，在中国古代史学家的历史观念中，还有“天人感应”说和谶纬说的流行，但自司马迁以下，它们大多未占据过主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