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史学上，“书法无隐”是一个古老的优良传统。这是自孔子称董狐是“古之良史”，称赵盾为“古之良大夫”[268]而有明确的记载。这里，孔子提出了一个评价“良史”的标准：“书法无隐。”书法，是史官记事的礼法；无隐，是不加隐讳。“书法无隐”不仅是史官应当遵循的，就是执政的大夫也受到它的约束，以致为此而蒙受恶名。可见，这种礼法是久已有之的传统了。当然，从孔子称赞董狐这件事情的另一面来看，说明史学上也存在着破坏这个礼法的现象。齐国大夫崔杼杀死“书法无隐”的齐太史兄弟[269]，就是破坏这个礼法的突出事例。这件事情说明，史官真正要做到“书法无隐”，是很不容易的，随时都有可能以身相殉。尽管如此，优秀的史官仍然遵循着这个礼法，董狐、齐太史、南史氏就是这样的“良史”。
这都是中国古代史学兴起时期的事情，但这种优良的传统一直影响着古代史学的发展，是史家提倡的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人们评价史家的一个标准。南朝刘勰评论史学时有这样两句话：“辞宗丘明，直归南、董。”[270]意谓史家文辞应以左丘明为宗匠，直笔而书当以南史氏、董狐为依归。北周史家柳虬在一篇上疏中写道：“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271]他们说的“直”“直笔”，都是直接从“书法无隐”概括而来的。唐朝史家吴兢撰写实录，秉笔直书，不取人情，即使面对权贵也无所阿容，时人称赞他说：“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272]
但是，从“书法无隐”到“直笔”和秉笔直书，不只是提法的变化，而且还包含着人们在认识上的发展。“书法无隐”，是从被动的方面提出来的；“直笔”而书，是从主动方面提出来的，这里反映出史家在主体意识方面的增强。“书法无隐”在孔子的时代是对于个别史家的称赞而提出来的；在南北朝的时候人们谈论“直笔”，是把它作为一种史学传统或史家作风来看待的，这反映出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书法无隐”是按照伦理的观念即周礼来追求的，而秉笔直书是按照事实本身来要求的，因此我们不能把“书法无隐”的原则和秉笔直书的要求混为一谈。周礼是一个伦理价值的判断标准，而不是事实判断的准则。但随着社会的进步，随着史学的发展，人们逐渐摆脱了周礼的影响，而以历史事实为历史撰述的追求了。宋人吴缜是较早从理论上对历史事实做出明确概括的。他认为：“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273]追求历史撰述的真实，就成为秉笔直书的发展方向了。这是优良传统。“书法无隐”和秉笔直书，代表了史官和史家的一种精神。史官们为了“书法无隐”，为了维护周礼的原则，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一些史家为了秉笔直书，也是不惜自己的生命。这种精神，是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
二、求真的原则与追求信史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