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史学”这个名词，是从西方传来的。它是法国年鉴学派用来称呼19世纪兰克史学的一个概念，有其特定的内涵和范围。中国在“**”之前好像没有这个名词，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史学涌进中国来，中国一些史学工作者借用这个名词往中国史学上套，引起了很大的混乱。20世纪80年代，关于“传统史学”的界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一种说法，认为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史学都是传统史学，时间断限离现在最近。显然，这个说法是不妥的。针对这种认识上的混乱，《光明日报》约我写了《传统史学和史学传统》，主要阐明什么是传统史学，什么是史学传统。我认为，所谓中国传统史学当是指1840年以前的中国古代史学。这是因为，中国历史在1840年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史学也由于社会的变动而在历史观念、史学的社会目的等方面发生了巨变，开始由古代走向近代。因此，我们把1840年以前的中国史学称为古代史学或传统史学。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至于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我也提出了几点认识。
1991年，时任西北大学校长的张岂之教授两次给我写信，替《西北大学学报》约稿。他给我出的题目，就是《说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一位大学校长，为学报约稿，这样的校长也不多见，我不能不应命撰文。在这篇文章里，我讲了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几个重要方面，如恢廓的历史视野和鲜明的时代精神、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相结合、求实和经世的一致、继承和创新的统一，以及讲求文采、重视考据、探索理论等。而深刻的历史意识，是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核心。这是我第二次接触这个问题。
我第三次接触这个问题，是在2001年。当时《中国文化报》组织了全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一起来讨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问题。这个讨论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而讨论所得则出版了三大本书，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应邀参加了这个讨论，在讨论过程中，我的想法就是要从史学传统里面来讲人文精神。这是因为，史学中的人本思想传统、惩劝宗旨传统、忧患意识传统、审美要求传统等，都闪烁着人文精神的光辉。我们不能脱离客观历史运动来看待人文精神，我们也不可能撇开反映客观历史进程的史学来讨论人文精神，史学中的人文精神应受到必要的重视。这就是我在《史学传统与人文精神》中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
2004年，我应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朱佳木研究员的要求，给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同行们做了一次演讲。我演讲的题目叫作《中国史学的遗产、传统和当前发展趋势》。这个题目，实际上是讲了中国史学中的三个重要问题：一是遗产问题，二是传统问题，三是当前发展趋势。这三个问题，是紧密联系的。只讲遗产和传统，不讲当前趋势，难于认识中国史学之得失和当前史学趋势之由来，以及史学工作者自身对史学发展之责任；只讲当前趋势而不讲遗产和传统，那当前的史学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作为史学史研究者，有责任和义务把我们对中国史学，尤其是对中国史学的遗产和优良传统的看法讲出来，给同行做参考，共同为推动当前史学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以上是我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这个问题的认识轨迹。这个轨迹说明，即便是对一个问题的认识，也是在随着时代背景、社会要求和认识角度的不同而不断发展和丰富的。对同一个问题的思考，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不断深入、循序渐进的过程。现在的这篇文章，是我所写的关于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第五篇文章，也是我对这个问题及以往研究的再认识。
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我以为可以概括为以下九个方面。
一、书法无隐、秉笔直书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