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以下，这种忧患意识在明清之际史家的私人历史撰述中显示出来的鲜明的批判精神，在清代后期显示出来的强烈的救亡图强爱国思潮，从而表现出它特有的时代特点。明清之际，一方面是有的史家如谈迁深怀“亡国之痛”而撰《国榷》，另一方面则是史学家们对世风凋敝的忧虑和批判，而黄宗羲、顾炎武所论最有代表性。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一书，对历史上的专制政治进行批判，同时也批判了历史沉淀下来的种种不良习俗。他写道：“何谓习俗？吉凶之礼既亡，则以其相沿者为礼。婚之筐篚也、装资也、宴会也，丧之含殓也、设祭也、佛事也、宴会也、刍灵也。富者以之相高，贫者以之相勉矣。”[328]黄宗羲对于历史的沉积和历史发展的要求，都有明确的认识，反映了他的批判精神和忧患意识及改革进取的历史思想。顾炎武更是纵论历代风俗，指出：“风俗者，天下之大事。”同时，他也坚信“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赞成前贤关于“崇道德而厚风俗”的社会思想[329]。这都反映了他在忧患之中仍对历史怀有信心。
清代后期史家私人撰述的忧患意识在视野上空前扩大了，而在性质上则跟以往有所不同，即他们的眼界不仅仅注视于国内，而且也注视到国外；他们所忧患的也不是仅局限于中国社会历史问题，而是痛感到认识外国、认识世界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自古以来，中国史家私人历史撰述中所蕴含的深刻的忧患意识，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份珍贵遗产，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份珍贵遗产，20世纪的中国史学家，不论是倡导“新史学”的史学家、以考证见长的史学家，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大多继承和发扬了这一珍贵的思想遗产，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启示和教育作用。
史家私人历史撰述的这些特点，为中国史学增添了无限的光彩和智慧。
如果说历代官修史书是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的话，那么种类和数量都极为丰富的私人历史著作则是中国史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它们是中国史学的两翼，相依相存，相得益彰。尤其重要的是，由于史家私人著史注重于独断之学、别识心裁，故其创造性十分突出，往往起到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这决定了史家私人著史在中国史学上的重要地位。史家私人历史撰述的重要地位还突出地表现在历史观、史学观方面的创见，表现在史书体裁、体例的创新，表现在历史撰述领域的拓展等方面。这跟史家私人历史撰述重自得之学、独断之学、成一家之言是相通的。正因为如此，史家私人历史撰述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的地位就越发显得重要了。
当然，官修与私撰之间有时是有密切联系的[330]。官修与私著之间，既有可以清晰区分者，又有相互密切联系者，这是中国史学上官修史书和私人著史在两种意义上的合作和配合，从而书写出了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中国历史长卷。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时代的意识，推动中国古代史学逐渐步入近代。20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学又渐渐汇入现代史学的潮流。这是一个连续性的发展过程，前者总是为后者积累了遗产，而后者也总是对于前者的继承和扬弃。
我们有必要注意到，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中，重视修史的传统以新的面貌和新的形式继续发展。所谓新面貌，一是历史观点的变革，二是史书内容更加丰富，三是私人著史成为历史撰述的主流，史学队伍更加扩大了。所谓新形式，一是章节体成为史书的主要形式，二是考古资料占有重要地位，三是多种方法的运用，四是对外国史内容的关注和吸收。
20世纪的中国史学著作数量之多，超过以往任何一个世纪。其中，同中华文明传承关系最为密切的，当是各个时期的断代史、不同内容的专史、重大历史现象的专题史、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以及各个地区的区域史等，它们都有其重要作用。尤其是20世纪的百年当中，经过几代史学家的不懈努力，有百余种中国通史面世，如钱穆的《国史大纲》，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郭沫若的《中国史稿》，范文澜、蔡美彪等的《中国通史》，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等，在不同的时期都产生了重大的学术影响，对于传承中国文明做出了新的贡献。当今的中国历史学界，有必要认真地总结和继承这一份遗产，以推进21世纪的历史撰述，进一步弘扬民族精神和传播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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