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私人历史撰述的第三个特点是大多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反映了作者对社会治乱、国家兴衰、人民生活和历史前途的关注，而在私人历史撰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意识是同史学的本质与功能密切相关的。这是因为，史学家对于历史的认识，往往是和对于现实的认识相关联，故而从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的认识来看，常常反映出他们对于社会的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们决心致力于历史撰述的一个思想基础。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324]这反映了孔子作《春秋》时的一种忧患意识。司马迁父子撰述《史记》的最初动机，是出于对史职的忠诚和执着。然而，当司马迁进入具体的撰述之中时，他的思想已不只是集中在“史文”问题上了，他对汉武帝时期“盛世”局面下存在的问题及社会前途表现出深深的忧虑。读《史记》之《平准书》《封禅书》，可以看到在司马迁的史笔之下，极盛时期的汉武帝统治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显示出作者深沉的忧患意识。唐代史家吴兢也有大致相仿的经历。吴兢生活在唐代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他目睹了“开元盛世”，同时也敏感地觉察到唐玄宗开元后期滋生起来的政治上的颓势。于是他写出了《贞观政要》一书。此书以《君道》开篇，以《慎终》结束，反映出这位被当时人誉为董狐式史学家[325]的忧患意识。《贞观政要》这部书在晚唐以后的历代政治生活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史载，唐宣宗“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326]。辽、西夏、金、元四朝统治者，曾把《贞观政要》分别译成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蒙古文，认真披览。
北宋立国积贫积弱，史学家的忧患意识具有更加突出的历史感和时代感，司马光《历年图序》反映了这种深刻的历史感，他写道：“庶几观听不劳，而闻见甚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知自古以来，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得之甚难，失之甚易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周书》曰：‘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今人有十金之产者，犹知爱之，况为天下富庶治安之主，以承祖宗光大完美之业，呜呼，可不戒哉！可不慎哉！”[327]这是司马光在撰写《资治通鉴》之前所撰写的一段文字，从中可以看出司马光对世事的忧患由来已久。南宋时期，朝代更迭、政治形势骤变，更加激发了史学家的忧患意识，他们受着“伤时感事，忠愤所激”的政治、文化氛围的影响，矢志著书，以存信史，以寄忧思，以警后人。史学家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今存520卷），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250卷，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都是属于两宋之际的本朝史，都是“忧世”“泣血”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