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私人历史撰述的第一个特点是贵自得之学，重别识心裁。在中国史学上，最早表述这一思想的史家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从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可以看出司马谈对于历史演进和思想派别都有独到的见解。其后，司马迁对《礼》《乐》《诗》《书》《易》《春秋》分别做了解释，认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表明他要继承《春秋》之旨。这可以视为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是在申述自己对于历史、社会、思想和人生的见解。司马迁力倡“成一家之言”，就是要表明他的自得之学。其后，刘知幾著《史通》，对史学上的一些史家的自得之学的传统，提出了总结性的看法，指出：“昔丘明之修传也，以避时难；子长之立记也，藏于名山；班固之成书也，出自家庭；陈寿之草志也，创于私室。然则古来贤俊，立言垂后，何必身居廨宇，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321]这一段话，是对于中国史学上私人著史重自得之学、“独断”之旨传统的极好的概括。
从司马迁到刘知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史家私人历史撰述中的这种对于“自得”与“独断”的向往和追求，这就是所谓“成一家之言”的基本含义。清代章学诚进而以“别识心裁”对“独断之学”的传统做了新的阐释。他在《文史通义》一书中盛赞“通史家风”，并高度评价郑樵的《通志》之作。他写道：“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其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322]这是从“通史家风”的角度论“别识心裁”。同时，章学诚说的“心裁别识”即创新与“家学俱在”即继承是统一的，他写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323]章学诚的这一番话，就是强调要有独立的、创新的见识。史家私人历史撰述之最重要的特点，莫过于此。
史家私人历史撰述的第二个特点是史家视野开阔，史书内容广泛。一般说来，不具有史官身份的史家在数量上要比史官多得多，而其分布则无处不在，这就决定了史家群体视野的开阔，其撰述旨趣远远超出官史所关注的范围，举凡鸿篇巨制如《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这些关于全民族历史的著作，钩沉稽要如地方史、风俗史、家族史、人物传等这些官史难以全面顾及者，都是史家私人撰述的对象；同时，史家私人著史又不拘于体裁体例，既可是规范的撰述，又可是灵活的杂录、野史、笔记。正是因为有这些撰述，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面貌，才有如此丰富、生动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