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也都设置了史官，这是同西周末年以后各诸侯国国史的撰写相关联的。《左传·昭公二年》记晋国韩宣子聘于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为王也。’”这说明史官又有保管历史文献的职责。春秋时期著名的史官，晋国有董狐、史墨，齐国有齐太史、南史氏，楚国有左史倚相等。随着各诸侯国权力的下移，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的一些大夫和具有特殊身份的贵族，也有史臣的建置。如周舍是晋大夫赵简子的家臣，他的职责是“墨笔操牍，从君之过”[299]。秦、赵史官，又有御史之名[300]。秦国还有太史令之职，史载：秦太史令胡母敬以秦篆撰《博学》七章[301]。先秦史官，名称繁多，职掌亦甚广泛，由汉至唐，又有许多变化。
汉承秦制，至汉武帝时置太史令，以司马谈任其职。谈卒，其子司马迁继其任。司马氏父子是西汉著名史官。其后，知史务者皆出于他官，而太史令不复掌史事，仅限于天文历法职掌范围。这是古代史官职责的一大变化。东汉时，以他官掌史官之事，如班固以兰台令史之职撰述国史。三国魏明帝置史官，称著作郎。晋时，改称大著作，专掌史任，后增设佐著作郎。南朝梁、陈又置修史学士（亦称撰史学士）之职。十六国、北朝，大多设有史职，或有专称，或杂取他官兼任。其体制、名称，多源于魏、晋而有所损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史学形成多途发展的趋势，而历朝“正史”撰述尤为兴盛，故史官当中名家辈出，被誉为“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302]。
唐代因正式设立了史馆，史官制度乃趋于规范化。史馆以宰相为监修，称监修国史；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领者，称兼修国史；专职修史者，称史官修撰；官位较低而有史才者参与撰史，称直史馆。著名政治家房玄龄、魏徵、朱敬则，著名史学家刘知幾、吴兢，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韩愈，著名诗人杜牧等，都先后担任史职，参与史馆修史。自史馆设立而以宰相监修史事，于是著作局始罢史职，这是古代史官制度的又一重大变化。唐初，置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分为左右对立于殿，掌起居之事，故有时也曾称为左右史。其所撰起居注送交史馆，以备修史之用。
中国古代又具有完备的修史机构。中国的史官制度起源很早。相对说来，修史机构的出现稍晚一些。东汉时的兰台和东观，是较早的修史场所[303]。兰台和东观，都是皇家藏书处所，只是为着就近利用藏书的方便，所以兰台和东观才先后成了东汉时期的“著述之所”。魏、晋时期，开始明确了职掌修史的部门。据《晋书·职官志》记载，魏明帝时，中书省是职掌修史的部门；至晋惠帝元康二年（292年）改由秘书省职掌修史事务。尽管中书省和秘书省都不是专门的修史机构[304]，但修史事宜在封建皇朝的组织系统中有了比较稳定的归属。这是中国史学上的一件大事。
东晋、南北朝均沿袭这一制度。北齐有时把属于秘书省管辖的著作省（或作著作局）称为“史阁”或“史馆”，这是“史阁”“史馆”名称最早的由来。北齐邢子才作诗赠史家魏收，有“冬夜直史馆”句可证[305]。上述情况，至隋及唐初没有大的变化。史家杜佑对唐初以前修史机构做了这样的概括：“自后汉以后，至于有隋，中间唯魏明太和中，史职隶中书，其余悉多隶秘书。大唐武德初，因隋旧制，史官属秘书省著作局。”[306]
中国古代修史机构的发展，唐初是一大变化。这个变化的标志是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唐皇朝正式设立史馆于禁中。从此，史馆作为历代皇朝的主要修史机构，经历宋、辽、金、元、明、清等朝，有近一千三百年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