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史官的职责很广泛，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于典籍的整理，故有“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焉”，而所谓“经籍也者，先圣据龙图，握凤纪，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纪言行。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故曰‘君举必书’，惩劝斯在。考之前载，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类是也。下逮殷、周，史官尤备，纪言书事，靡有阙遗”。这反映了中国古代早期整理史官经籍的概况。唐朝史家著《隋书·经籍志》，对于经籍与“治国”“治身”“政化”的关系，有深刻的见解，他们写道：“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虽未能研幾探赜，穷极幽隐，庶乎弘道设教，可以无遗阙焉。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296]《隋书·经籍志》撰于盛唐时期，史学家们对于修史与传承文明的关系的认识，是在总结历史文化积累尤其是历史撰述积累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感。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修史与传承文明的认识，政治家同样也有深刻的见解。唐太宗曾十分感慨地写道：“朕拯溺师旋，省方礼毕；四海无事，百揆多闲。遂因暇日，详观典府。考龟文于羲载，辨鸟册于轩年；不出岩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旒纩，临睨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由斯不昧；左官诠事，历兹为远。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297]这是他在《修晋书诏》中首先表达的思想。它十分精辟地反映出“史籍”对于传承文明的重要。所谓“龟文”“鸟册”，指的是关于文明源头的记载；所谓“神交千祀之外”“临睨九皇之表”，指的是思想的驰骋和视野的拓展。可以这样认为，在唐太宗看来，正是“史籍”可以帮助人们同古人“对话”“回归”历史，从而也就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文明的进程。元初政治家王鹗建议设馆修撰辽史、金史，他写道：“自古帝王得失兴废，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又说：“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298]王鹗的话表明：“今日”之所以考见历史上的“得失兴废”，是“以有史在”；而“后世”要对“今日”有所知，亦当是“以有史在”。这就把修史同传承文明的关系说得十分明白了。
如果说史学家修史是自觉地反映文明进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话，那么政治家读史，则是从史书中去认识文明进程，并据此得到历史的启示。中国古代史学中的这一传统，自先秦迄于清代，从未间断。这就是说，重视修史的传统，使连续不断的中华文明在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中国古代重视修史的传统，在官修史书和私人著史方面都有突出的反映和辉煌的成就。
二、官修史书的传统
中国具有历史悠久的史官制度。中国古代史官建置甚早，这是官修史书传统的基础，也是中国素以史学发达著称于世的原因之一。据《周官》《礼记》等书所记，古代所置史官名称甚多，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别。史官职责亦各有异：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礼记·曲礼上》还说：“史载笔，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这说明史官对所记之事是有选择、有区别的。从确切的文献记载来看，周代的史伯是一位很有历史见识的史官，《国语·郑语》记他同郑桓公论“王室将卑，戎狄必昌”、诸侯迭兴的谈话，是先秦时期很有分量的政论和史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