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3]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答客问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70页。
[324] 《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325]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吴兢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29页。
[326]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唐宣宗大中二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032页。
[327] 司马光：《稽古录》卷十六《历年图序》，王亦令点校，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第652～653页。
[328]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三》，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0页。
[329]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廉耻”、“宋世风俗”条，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58～763、772～773页。
[330] 近人金毓黻指出：“往代官修、私修之史，非有犁然可分之界限，例如沈约《宋书》、姚思廉《梁》《陈》二书、李百药《北齐书》，虽奉时君之命，名为官修，实为自创义例，成于一手，无异于私修诸史，是其证也。唐宋以后，亦多是例，宋司马光承英宗之命而修《通鉴》，有刘攽、刘恕、范祖禹诸贤为之佐，又得以书局自随，及书成，神宗又为之命名制序，不可不谓之官修矣。然考修是书时，凡属宏纲细目，悉由光一手草创，无异自撰一史。同修诸氏，虽各分撰一部，用力甚勤，然仅属初稿，为编订比辑之助，最后勒定，仍属之光。昔者孔子修史，亦极惨淡经营之功，故曰，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以后例前，正可借喻。故是书为马、班二氏以后仅见之作，非沈、姚、李三氏所可比拟，亦以其准于私史故也。”（参见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71页）
[331] 本文原载《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2期。
[332] 《尚书·盘庚》，王世舜译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2页。
[333] 《尚书·牧誓》，王世舜译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2页。
[334] 《尚书·大诰》《尚书·康诰》，王世舜译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8、150页。
[335] 《左传·昭公十八年》，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95页。
[336] 《战国策》附录《刘向书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198页。
[337]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124、2125页。
[338] 见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十六《天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85～287页；刘禹锡：《刘禹锡集》卷五《天论》上中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1～55页。
[339] 司马迁：《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78页。
[340]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6～1327页。
[341]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520页。
[342] 《周易·系辞下》，《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6～85页。
[343] 《周易·系辞上》，《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8～82页。
[344] 《周易·系辞下》，《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5页。
[345] 《周易·贲卦·彖传》，《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