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心理方面。这主要指人们在心理上对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理解、沟通和包容。《诗经》是中国最早的典籍之一，它对西周、春秋以至于后来人们心理的影响是很大的。周灵王十三年（公元前559年），在一次会盟活动中，晋国大夫范宣子不同意姜戎首领戎子驹支参与会盟，于是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戎子驹支在回顾了晋、戎关系史，陈述了诸戎对晋国的开发和发展的种种贡献后，慨然说道：“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于会，亦无瞢焉。”他乃“赋《青蝇》而退”。[22]《青蝇》是《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凡三章：
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
营营青蝇，止于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
营营青蝇，止于榛。谗人罔极，构我二人。
这是一首讽刺统治者听信谗言而误国的诗，戎子驹支在这种郑重的场合把它念出来，表明他认同此诗的含义。这使范宣子十分感动，于是“宣子辞焉，使即事于会，成恺悌也”。[23]这真是一段反映在心理方面的文化认同的历史佳话。在文化认同的心理方面，孔子是一位雍容大度的学者。周景王二十年（公元前525年），鲁昭公设宴招待郯子。有人问郯子：“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井井有条地做了一番回答，讲得很有道理。孔子听说此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24]郯人非夷，然与夷杂居，故孔子有此言。这件事生动地表明了孔子的文化心态：一是相信“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的说法，二是虚心向别人学习自己所未知的知识，而不考虑民族的界限。正因为如此，孔子产生了“欲居九夷”[25]的想法。孔子的这种文化心态，反映了当时“诸华”与“诸夷”在文化上走向融合的趋势。此后，十六国时，石勒喜读《汉书》。[26]南北朝时期，北魏与萧齐互遣使臣通好，魏孝文帝常对臣下说：“江南多好臣。”[27]金朝金世宗设立译书所，翻译“五经”“十七史”等书，他说：翻译《五经》是要“使女直（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28]这些认识，这些观念，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各族在心理上的文化认同。正是有了这种文化认同，才可能有元代大德年间的历代正史刻本，有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四库全书》的纂修等大型文化工程的问世。
关于制度方面。制度文化是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孔子说：“周监（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9]又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30]这表明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是有连续性的。战国时期，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这是华族对胡人的学习。南北朝时，北朝有许多制度是南朝人帮助制订的，而魏孝文帝改革也包含了不少“汉化”的内容。隋唐的若干制度却又源于北朝，并形成基本的定制。辽朝实行南面官、北面官，南面官以汉制治汉人，北面官以契丹制治契丹人，反映了制度文化认同与融合过程中的阶段性特点。金朝实行科举考试制度，是从隋唐制度中得到的借鉴。元朝和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统一的大朝代，它们的制度都带着一些蒙古族和满族原有的民族特色，但其主流则仍是汉、唐、两宋以来制度的沿袭和发展。清代乾隆皇帝评论唐代史家杜佑所撰典制体通史《通典》一书说得好：此书“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31]这或许可以看作各族对中国古代制度文化之认同的代表性言论。
关于道统方面。这在本质上是指周公、孔子以来的思想传统。其人生价值的理想境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故必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其立身行事的准则，是仁、义、忠、信；其社会伦理思想，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处事方法，是主张“中庸”，等等。这些，都是经书所提倡的。《隋书·经籍志一》经部总序云：
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遭时制宜，质文迭用，应之以通变，通变之以中庸。中庸则可久，通变则可大，其教有适，其用无穷，实仁义之陶钧，诚道德之橐籥也。其为用大矣，随时之义深矣，言无得而称焉。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也。[32]
其后，宋人朱熹编辑“四书”，他所提倡的大致也是这些道理。清代修《四库全书》，其经部总叙说：“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参稽众说，务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为十类：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曰孝经、曰五经总义、曰四书、曰乐、曰小学。”[33]从历史的观点来看，《隋书·经籍志》经部总序是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即精神文化的一次总结；而《四库全书》经部总叙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又一次总结。其间，经历了悠久的历史岁月，同时也包含了中国历史上许多民族的思想认同，进一步反映了所谓“道统”的传统。这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固，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和意义。
最后，我要说明两点：第一，在中国历史上，也存在着与各族历史文化认同趋势相悖的言论和思想，但历史已经证明，这些言论和思想不符合、不顺应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第二，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受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国人震惊，眼界和思想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国家观念、疆域观念、民族观念、文化观念等也都与以往有所不同，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的优良传统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