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15]
先秦时期人们的地理观念，由于秦、汉统一政治局面的出现而更加发展了，也更加具体化了。显然，司马迁的民族观念和班固的地理观念及其成果与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在此之后，在历代地理总志和有关的地理书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地理观念的延续和发展，直至《大清一统志》。这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历史认同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再次说治统观念。“治统”是政治统治的继承性，它本质上是关于中国历史上历代政权的连续性的观念。对此，司马迁已经做出了他那个时代的记述与解说。《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及西汉前期诸帝本纪等，还有《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等已清晰地描述出了“治统”的轨迹。其后，班固力主“汉绍尧运”；以及历史上种种正闰之争、“中国”之争、正统之争，而总的方向都没有脱离“治统”的轨迹。“治统”的渊源，自是“五帝三王”；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内涵则往往又是指汉、唐政治。如果说羯族出身的石勒不敢以“轩辕之亚”自居，表明若遇汉高祖“当北面而事之”，遇汉光武帝则“并驱于中原”，[16]是真诚的表白的话；那么，唐高祖李渊所说的东晋十六国、南北朝诸皇朝“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云云[17]，则显示出他作为政治家的宏大气度。这是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出对于“治统”的共识。其他如：辽圣宗留心于唐朝的统治经验，并阅读《唐书》中的高祖、太宗、玄宗本纪，大臣马得臣“乃录其行事可法者进之”[18]。元初，大臣王鹗向元世祖建议修撰前朝史，认为这是为了“以见祖宗盛德得天下辽、金、宋三国之由，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19]又，元惠宗至顺四年（1333年），有人重刻唐代史家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一书，前翰林学士吴澄作序称，夏、商、周、汉、唐各有美政，“然譬之行远必自迩，譬之登高必自卑，则《贞观政要》之书，何可无也！”[20]前奎章阁大学士郭思贞作序称：“仁义之心，亘古今而无间，因其所已然，勉其所未至，以进辅于圣朝，则二帝三王之治，特由此而推之耳。观是编者，尚勖之哉！”[21]再如：清道光元年（1821年），道光皇帝祭黄帝陵文中有“惟致治莫先稽古”“四千年帝绪王猷”等语。凡此，都是从不同方面在强调“治统”的重要。尤其是隋唐以下，不论是以契丹族贵族为主的辽朝最高统治集团，以蒙古族贵族为主的元朝最高统治集团，还是以满族贵族为主的清朝最高统治集团，或者是以汉族贵族为主的各个皇朝的最高统治集团，都承认并尊重这个“治统”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的历史认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代表着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
二、关于文化认同的传统
文化认同的传统，主要表现在心理、制度、道统三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