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说血缘观念。先秦时期，血缘和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人们的这种观念是跟传说中的黄帝、炎帝有关的。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司空季子（即胥臣臼季）在同晋公子重耳的一次谈话中讲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又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5]这种观念，当是先民口口相传，已有久远的历史了。汉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而黄帝居五帝之首。他写道：“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又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嚳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6]从司空季子到司马迁，广泛地传播了炎、黄的观念，尤其是“黄帝二十五子”和“五帝”“三王”（夏、商、周）的观念，都带有浓厚的血缘关系的色彩。联想到西周社会的特点，这种观念的流传也就顺理成章了。《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夫举无他，唯善所在，亲疏一也。”[7]《礼记·礼运》也有明确的说法：“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这些都是西周以至于春秋时期血缘与政治密切关系的社会特点。战国以下，尽管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改革，废分封而立郡县，但血缘关系的重要，却在人们思想观念中长久地存在着。司马迁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8]唐初史家称：北周（鲜卑族宇文部所建）文帝宇文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9]“稽胡一曰步落稽，盖匈奴别种”，“库莫奚，鲜卑之别种”。[10]又称：“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11]元朝皇家史馆修《辽史》时，碰到一个关于血缘观念的难题，但史官们却郑重而又睿智地做了处理，这就是：
庖牺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五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按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俨《志》晚出，盍从《周书》。[12]
由此可以认为，这是元朝的史官们结合当时修史中碰到的问题，对约两千年前的司空季子和其后的司马迁、唐初史家们所持观念的极好的继承。同时，我们也从中看到，这一观念的传统，对于书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是多么重要。
其次说地理观念。人们都很熟悉这几句古老的诗：“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3]《诗经》中还多有“四方之纲”“四方为则”“四方为纲”“四方爰发”“经营四方”“日靖四方”“于以四方”等诗句，这些都应与地缘观念有关。联想到上述血缘观念，我们可以看到这二者之间的联系。至晚在战国时期，人们用夏禹的名义提出了“九州”的观念，指出：“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又指出：“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14]所谓“九州”，是指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多为后来历代行政建置所沿用。这种地理观念的传统，以及秦、汉皇朝统一政治局面的出现，乃是司马迁、班固撰写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司马迁写出中原及周边各民族历史的伟大画卷后，班固在《汉书·地理志》序文中宣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