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史学遗产》一文从理论上阐述了研究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及研究史学遗产的方法。关于研究对象，作者从七个方面做了概括，即归纳了史学遗产中的主要成就，并将其比喻为一个个“花圃”。这就是：中国史学上有关基本观点的遗产，包含历史观、历史观点在史学中的地位、在史学工作的作用；史料学遗产；历史编纂学遗产；历史文献学遗产；重大历史问题研究成果；有代表性的史学著作；历史启蒙书方面的遗产。关于研究史学遗产的必要性，作者指出：第一，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更具体更深刻地理解史学在社会中的作用；第二，研究史学遗产，可以逐步摸索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第三，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把历史上人们提出来的一些史学问题作为当前研究的资料，丰富我们的研究内容。这些见解，在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撰写的五篇文章，集中讨论了四个问题，即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
关于历史观点问题。作者在《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一文中，着重分析了中国史学上关于历史进程的看法、关于地理环境的看法、关于社会经济的看法、关于政治统治之得失成败的看法、关于有民主思想内容的看法。作者继《谈史学遗产》之后，再次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出现以前，中国史学上是否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的问题。从作者的观点来看，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同时他也指出，这些问题需要做长期的讨论。
关于历史文献学问题。作者首先指出了历史文献学的重要性，认为：“历史文献学可以帮助我们搜集、分析并正确地运用历史文献，使我们的历史工作在文献方面具有良好的条件，这就是历史文献学的主要用处。”[408]其次，作者提出了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设想，指出：“历史文献学，或者更正确地说，中国历史文献学，可以包含四个部分。一、理论的部分；二、历史的部分；三、分类学的部分；四、应用的部分。这样的分法，未必合适。现在这样分，也只是便于说明问题。”[409]从这四个方面着手来建设历史文献学，是作者的一个创见。其中，关于“理论的部分”，提出了“历史文献学的多重性”问题；关于“历史的部分”，提出了历史文献同历史时代的关系；关于“分类学的部分”，提出了历史文献学的分类学与目录学有一定的区别，即前者“有统观全局的要求”；关于“应用的部分”，认为可以包含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和辨伪学等。这些论点开阔了人们关于历史文献学的理解和认识，对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史书编撰问题。作者全面地评价了中国古代的各种史书体裁，指出了它们各自的特点及相互间的联系，以及前人在对史书体裁的认识方面留给后人的启示，反映了作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第一次提出了“综合体”史书的概念并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断代史和通史的撰写，都必须按照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体裁，同时又能把各种体裁互相配合，把全书内容熔为一体。”[410]作者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正是在这一撰述思想指导下进行并获得重大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