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的新概括。客观历史是什么，中外学人有不少解释。李大钊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说：“什么是活的历史，真的历史呢？简明一句话，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因为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是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所以换一句话，亦可以说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这样说来，把人类的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历史与社会，同其内容，同其实质，只是观察的方面不同罢了。”[395]他还指出：“有生命的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396]他说的“活的历史”“真的历史”“有生命的历史”包含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它同“社会”的实质、内容是相同的；第二，它是变革的；第三，它不只是指的过去而是贯穿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李大钊之后，郭沫若是又一位奠基者。
郭沫若之所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又一位奠基者，也正在于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方面，走在同时代人的前面，使他成为一位“先知”。郭沫若认为，近代的科学方法，近代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他的历史研究，是很重要的；但是，确立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是更重要的。他强调说：“尤其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我才认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397]。
这种认识，给了郭沫若巨大的智慧和胆识，把恩格斯作为自己的“向导”，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并把它称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他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创造精神：“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398]他针对20世纪20年代“整理国故”的学术思潮断然认为，只有掌握辩证唯物论的观念，才能对“国故”做出正确的解释。郭沫若所做的研究，正是这种开创性工作。他在20世纪20—40年代对于中国历史的卓有成就的研究，以及他对唯物史观、对“辩证唯物论的观念”之重要性的见识，把李大钊的认识丰富了、发展了、具体化了。这样，郭沫若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位杰出的先驱者。
郭沫若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同他重视史家确立正确的世界观的认识是一致的。他在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54年新版所写的引言中指出：“研究历史，和研究任何学问一样，是不允许轻率从事的。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点非常必要，这是先决问题。但有了正确的历史观点，假使没有丰富的正确的材料，材料的时代性不明确，那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399]这是强调了“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点”和“丰富的正确的材料”，都是研究历史所不可缺少的。他还指出：“任何研究，首先是占有尽可能接触的材料，其次是具体分析，其次是得出结论。”[400]这可以看作他对于历史研究方法论模式的简要概括。从重要性来看，历史观点是“先决问题”；从研究程序来看，“首先”要占有材料。他把两者的关系阐述得很清楚。时至今日，这些论述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