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段话，把“记述历史”同“历史理论”的关系阐述得十分透彻。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把“历史研究法”“历史编纂法”“历史哲学”以及“特殊历史学”（即各种专史的记述部分与理论部分）同“普通历史学”（即前面所说的“广义的历史学”）合称为“最广义的历史学”[380]。尽管这里没有提到“自然史”，但仍使我们想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那句名言：“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381]李大钊所说的“最广义的历史学”，实已大大开阔了人们对“历史学”的理解。
——阐明了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以及它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关于“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这里所论述的，是关于史学在科学史上之地位的问题。作者以欧洲为例，指出在中世纪以前，史学“几乎全受神学的支配”；到了十六七世纪，随着文艺复兴的发展，近代科学的产生；其后又经许多人“先后努力的结果，已于历史发见一定的法则，遂把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历史学遂得在科学系统中占有相当的位置”[382]。这就是说，只是当人们从历史中发现了“一定的法则”时，历史学在科学史上或者说在科学系统中才占有自己的位置。作者对马克思的有关理论做了如下的概括：“马克思一派，则以物质的生产关系为社会构造的基础，决定一切社会构造的上层。故社会的生产方法一有变动，则那个社会的政治、法律、伦理、学艺等，悉随之变动，以求适应于此新经变动的经济生活。故法律，伦理等不能决定经济，而经济能决定法律，伦理等。这就是马克思等找出来的历史的根本理法。”[383]作者认为历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科学，其主要根据即在于此。
关于“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李大钊把与史学相关的学问划分为六类，一一阐述。他认为，文学、哲学、社会学与史学的关系尤为密切，故择出分别论述，而又以论述“史学与哲学”最为详尽，足见作者的理论旨趣之突出。
——强调史学的社会价值和实践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