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关于“历史学”的对象。李大钊写道：“史学有一定的对象。对象为何？即是整个的人类生活，即是社会的变革，即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类生活及为其产物的文化。换一句话说，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376]李大钊对历史学所做的这一定义，对人们认识历史学的性质与作用，有深刻的启示。第二，历史学应着力于建立历史理论。李大钊认为：在整理、记述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即历史理论，才能使“今日的历史学”成为历史科学。这表明他在历史学的发展上是一个高瞻远瞩的人。第三，历史科学是可以建立起来的。针对当时的一种见解，即认为“历史是多元的，历史学含有多元的哲学”，因此“史学缺乏属于一般科学的性质”云云，李大钊阐述道：“各种科学，随着他的对象的不同，不能不多少具有其特色；而况人事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可全然同视，人事科学的史学与自然科学自异其趣。然以是之故，遽谓史学缺乏属于一般科学的性质，不能概括推论，就一般史实为理论的研究，吾人亦期期以为不可。人事现象的复杂，于研究上特感困难，亦诚为事实；然不能因为研究困难，遽谓人事科学全不能成立，全不能存在。将史实汇类在一起，而一一抽出其普通的形式，论定其一般的性质，表明普遍的理法，又安见其不能？”[377]各种科学“自异其趣"，都有自身的特点，史学亦然，历史科学是可以建立起来的。这就是作者的结论。
——指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包含“记述历史”和“历史理论”两个含义丰富的方面，认为这是“广义的历史学”。
李大钊把“狭义的历史学”称之为“历史理论”，即指个人的、氏族的、社团的、国民的、民族的、人类的“经历论”[378]。“狭义的历史学”加上记述历史，便构成“广义的历史学”。这使我们不禁想起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叙事”与“议论”，尽管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存在着史学发展上的内在联系。
李大钊这样分析“记述历史”和“历史理论”的关系，他写道：
记述历史与历史理论，其考察方法虽不相同；而其所研究的对象，原非异物。故历史理论适应记述史的个人史，氏族史，社团史，国民史，民族史，人类史，亦分为个人经历论，氏族经历论，社团经历论，国民经历论，民族经历论，人类经历论等。为研究的便利起见，故划分范围以为研究。那与其所研究的范围了无关系的事项，则屏之而不使其混入；但有时为使其所研究的范围内的事理愈益明了，不能不涉及其范围以外的事项，则亦不能取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态度。例如英雄豪杰的事功，虽当属之个人史；而以其事与国民经历上很有影响，这亦算是关于国民生活经历的事实，而于国民史上亦当有所论列，故在国民史上亦有时涉及个人氏族或民族的事实。反之社会的情形，如经济状况，政治状况，及氏族的血统等，虽非个人史的范围以内的事；而为明究那个人的生活的经历，及思想的由来，有时不能不考察当时他所生存的社会的背景，及其家系的源流。
记述历史与历史理论，有相辅相助的密切关系，其一的发达进步，于其他的发达进步上有莫大的裨益，莫大的影响。历史理论的系统如能成立，则就个个情形均能据一定的理法以为解释与说明，必能供给记述历史以不可缺的知识，使记述历史愈能成为科学的记述；反之，记述历史的研究果能愈益精确，必能供给历史理论以确实的基础，可以依据的材料，历史理论亦必因之而能愈有进步。二者共进，同臻于健全发达的地步，史学系统才能说是完成。[3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