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文化作为文化观念和社会心理的存在形式，它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历史发展上所起的作用，确有越来越强的趋势。这里，我想先举一件很有趣的小事情，来说明这个很重要的大道理。十六国时期，建立后赵朝廷的羯族人石勒，在一次宴请使臣的时候，带着酒兴同大臣徐光有一番问对，史载——
（石勒）谓徐光曰：“朕方自古开基何等主也？”对曰：“陛下神武筹略迈于高皇，雄艺卓荦超绝魏祖，自三王已来无可比也，其轩辕之亚乎！”勒笑曰：“人岂不自知，卿言亦以太过。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朕当在二刘之间耳，轩辕岂所拟乎！”[40]
这件小事情可以说明大问题，不只是它生动地反映了石勒对一些帝王的评价以及他的自我评价，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这位羯族出身的皇帝对于轩辕（黄帝）的崇敬，认为轩辕的崇高、伟大是不可比拟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化心理，在各民族大迁移、大融合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并不是个别的现象，也不只是表现在某一个方面的现象，它在许多方面都有所反映。隋唐时期，“天下一家”的观念的提出和发展，同这种文化心理是有密切的联系的。
唐代的大一统政治局面，对史学工作提出了新的认识和要求。从炎黄文化和民族关系来看，唐高祖的《修六代史诏》和唐太宗的《修晋书诏》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强调自黄帝以来的历史发展的古老性和连续性，所谓“伏羲以降，周、秦斯及，两汉继绪，三国并命，迄于晋、宋，载笔备焉”，“考龟文于羲载，辨鸟册于轩年”，就是不仅看到了历史的古老，而且看到了历史的连续。这是对《史记》《汉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第二个特点，是对南北朝时期南、北诸多皇朝作同等看待而不强调、渲染华夷之别。唐高祖论南北朝历史说：
自有晋南徙，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不乏于时。
这里不仅没有渲染华夷，甚至连僭伪也没有说到，显示了唐高祖对待多民族的历史发展有一种宏大的气魄。唐太宗论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说：“梁、陈、高氏，朕命勒成；惟周及隋，亦同甄录。莫不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41]这就是说，在“一代清芬”“百王令典”方面，南北朝的不同民族、不同皇朝都具有同等的位置。这两点认识，出于唐初两个最有影响的皇帝的修史诏书之中，其分量之重、意义之深，都显得格外突出。
鲜卑族统治者所建立的北魏、北周等皇朝的历史被提到这样的高度上来认识，这在唐代并不是偶然的。唐代史家撰《周书》，称北周皇室宇文氏“其先出于炎帝神农氏”。[42]《周书》还认为：稽胡是“匈奴别种”，库莫奚是“鲜卑之别种”。[43]唐代史家撰《隋书》，其论周边少数民族，认为：“契丹之先，与库莫奚异种而同类”；“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室韦，契丹之类也”。[44]它还认为：“吐谷浑，本辽西鲜卑徒河涉归子也”。[45]在唐代史家看来，这许多民族的由来，都可以追溯到炎黄二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