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五帝本纪》认为：“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史记》记述了秦、汉统一皇朝周边少数民族的历史，于《匈奴列传》则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这是把黄帝、帝禹、匈奴联系起来了。《史记》对多民族国家历史面貌的反映以及司马迁在民族关系上的这种观念，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也有不小的影响。这两种影响，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所谓“上记轩辕，下至于兹”，不仅在本纪中反映出来，在《史记》的表、书中也各有反映。《史记·三代世表》序说：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38]
《三代世表》包含五帝时代，故此表当从黄帝记起。上述两段话是反复说明“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而历代谱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是不可凭信的，故司马迁采取了比较稳妥的做法：“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文中，还表明了司马迁对孔子的“疑则传疑”的史学原则与方法的推崇。
司马迁在《史记·历书》序中说：
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39]
司马迁没有对“五官”做说明，故后人多所推测，不得要领。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司马迁在《五帝本纪》后论中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在《三代世表》序中说“五帝、三代之记，尚矣”，在《历书》序中又说“神农以前尚矣”等，说法不一，处置方法也有不同；但是，一个总的目的却始终贯穿其间，那就是“上记轩辕”。本纪，记大事；表，谱年爵；书，写制度：《史记》从这三个方面来反映“上记轩辕”，这是把关于黄帝的零星的传说纳入比较广阔的和有序的历史视野之中，从而对后世的作为观念形态的炎黄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东汉班固断代为史，写出了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皇朝史著作《汉书》。但是，汉书的表、志继承了《史记》“通古今之变”之“古”的起点。《汉书》创《古今人表》，将古今人物“列九等之序，究极经传，继世相次”。它以“上上圣人”为第一等，首叙伏羲、炎帝、黄帝。《古今人表》的目的是“归乎显善昭恶，劝戒后人”，反映了鲜明的等级意识和伦理观念，同时也反映出民族的历史文化心理。
《汉书》的志，有几篇是从炎黄讲起的。《律历志》序认为，在黄帝、尧、舜时已有了“律度量衡”了；其叙“世经”，引《春秋》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诸语，认为“稽之于《易》，炮牺、神农、黄帝相继之世可知。”《地理志》序说：“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壄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是故《易》称‘先王建万国，亲诸侯’，《书》云‘协和万国’，此之谓也。”这些说法比司马迁所论更加具体，更往前延伸，用司马迁的话来说是更为“尚矣”、更为“难言”了。因此，《汉书》所论炎、黄的意义，主要还是在于它对人们的历史文化心理方面的影响。
《史记》《汉书》是中国封建社会“正史”的奠基之作，不论是在史学上还是在人们的心目中，都有崇高的地位。它们所反映出来的炎黄或炎黄观念，本身也是炎黄文化的一种表现，并在大约2000年中对中国的史学和历史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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