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和代表，至少在两个方面显示出它的重要的历史意义。第一，炎黄文化作为悠久的中华民族文化源头（从传说的范畴而不是从考古的范畴）的最古老的代表，受到历史上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承认与尊崇；这种承认与尊崇因具有长久的历史而形成一种稳定的、巨大的精神力量。第二，炎黄文化作为观念形态和历史传统，确确实实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发挥出持久的、恢宏的凝聚作用。炎黄文化的这两个方面的意义，在中国史学的发展上有突出的反映；而素称发达的中国古代史学又促进着、强化着炎黄文化在这两个方面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秦汉、隋唐和元代，是政治上大一统时代的几个突出代表，也是历史上多民族不断迁移、组合而走向新的融合的几个大时代。这几个时期的史学发展，鲜明地反映出炎黄和炎黄文化的民族凝聚作用。秦、隋两朝年代短促，我着重以汉、唐、元三朝的史学来说明上述认识。
一
西汉司马迁著《史记》——中国古代史学的伟大奠基之作，以《五帝本纪》开篇，而《五帝本纪》又以黄帝居其首。这对于太史公司马迁来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司马迁写历史有自己的宗旨，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35]。那么，“通古今之变”这个“古”，从哪里开始呢？这是司马迁首先碰到的一个大问题，是史书撰写中“正其疆里，开其首端”[36]的大事。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这一段话，明确地规定了《史记》的上限与下限。关于下限，自不待言；关于上限，司马迁为什么要从黄帝写起呢？他在《史记·五帝本纪》后论中对此作了认真的说明。司马迁这样写道：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37]
所谓“本纪书首”，实际上就是《史记》的上限，也就是“通古今之变”这个“古”的起点。
在这段话中，司马迁关于“五帝”、黄帝，他分别讲到了“学者”“百家”、荐绅先生、孔子所传、本人所访，以及《春秋》《国语》和《五帝德》《帝系姓》所记有关内容的关系；应当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司马迁是做了全面的考察的，所以他得到“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的结论。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这段话的重要。其一，它表明自春秋以来至西汉时期，人们对古史的追寻已超出了夏、商、周三代而颇重视关于黄帝的传说，从“学者”到“长老”，对此都予以关注，反映出一种比较普遍的历史文化心理，这一事实给予司马迁以极大的影响。其二，司马迁毅然突破《尚书》的界限，把黄帝“著为本纪书首”，从而在中国史学上第一部通史巨著中确认了这种历史文化心理，以至于在中国史学发展上产生了深远的和巨大的影响，陶冶着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尽管清代以来有些学人出于求实的要求，对此提出疑问，并做了不少很有价值的考信工作，但《史记》问世后所产生的这个影响，却是真切的事实，对于这一事实无疑是应当予以承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