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研究传统文化，一方面要指出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克服它可能成为历史前进的惰力的某些方面；另一方面要总结出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发扬它可能成为历史前进的助力的某些方面。这是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工作中两个不可截然分开的方面，而这个工作的主要目的，还是要落实在对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方面，发挥它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助力作用。史学包罗万象，故传统史学既有沉重的包袱，又有无价的财富。研究传统史学，当像鲁迅说的那样，只有洗涤那“太厚”的“涂饰”，沙汰那“太多”的“废话”，这才清晰可见“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246]从上文列举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三通”这些代表性著作来看，传统史学反映出来的优秀历史传统是多方面的，其中，以革新进取精神、民族凝聚意识、重视历史智慧三个方面尤为重要。
三、进取精神·凝聚意识·历史智慧
中国传统史学反映了中华民族具有革新进取的精神。这里，我想引证一位治中国思想史学者的论断：“中国的哲人留下了丰富的社会政治思想，其中贯注了珍贵的革新进取精神。人们拍打去其间凝聚着的灰尘，就会露出灿然的金光。对旧制度、旧思想的批评、抨击，对新事物、新世界的向往、寻求，这是中国古代哲人的精魂。要从腐朽看出神奇，要‘舍其旧而新是谋’。这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排除主观臆断，又需要剥肤见骨的辩证观点，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中国社会政治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宝山在望，唯不辞辛苦地探检者能够不至空手而归。”[247]他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的特色之一。这个论断及其所包含的方法论原则，对于传统史学和传统史学研究也是适用的。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史墨回答赵简子的话：“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248]这是对春秋后期私门逐渐取代公室的历史趋势之合理性的明确承认。《国语·郑语》记郑桓公与周太史史伯讨论两周之际历史特点，史伯评论“王室将卑”周必衰，“国大而有德者近兴”[249]，是指陈形势，肯定变革的大议论。《战国策·赵策》记赵武灵王就“胡服”决策事答臣下问，指出：“儒者一师而礼异，中国同俗而教离，又况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变，知者不能一；远近之服，贤圣不能同”；“势与俗化，而礼与变俱”；“知学之人，能与闻迁；达于礼之变，能与时化”。[250]这是一篇从历史和理论上论证政策要适应形势变化的大文章。先秦时期史学中这种顺乎时代潮流、极言变革合理的思想，也贯注在秦汉以下的史学发展中，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出了历史发展的阶段、变化和进步。历代史书对皇朝的“盛世”和“中兴”，对改革者的成功和失败、经验和教训的记载，不绝于史。历代史论，如汉之贾谊、晁错，三国之诸葛亮、曹操，唐之唐太宗、魏徵、杜佑、柳宗元，宋之王安石、郑樵，明与明清之际的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清之龚自珍诸家，莫不贯穿着革新进取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