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资治通鉴》这部编年体通史巨著，似也不可只看到宋神宗的那篇序，就简单地把它看作皇帝的教科书。司马光主持撰写《资治通鉴》是希望最高统治者“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243]这是一部以记载北宋以前政治、军事大事为主，而又兼及民族关系、中外交流等内容的通史，同时又是具有明确的总结“兴衰”“得失”的历史经验和现实估量的巨著，其实际价值已超出撰述者的初衷。王夫之对《资治通鉴》的“通”做了这样的解释：“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巨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244]这是把治国、民情、做人各个方面都讲到了。王夫之是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的思想家、史学家，他的思想自然带着历史的烙印，但他对《资治通鉴》之价值认识，是耐人寻味的。1777—1783年，法国耶稣会士冯秉正摘译了朱熹根据《资治通鉴》改撰的《通鉴纲目》一书，定名为《中国通史》，共13卷，在法国出版，据现存的当时订购这部通史的530人的名单，大致可以了解此书在法国流传的地理区域和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各个社会阶层。对于西方首次系统地介绍中国通史的知识，《资治通鉴》是创造了条件的。
所谓“三通”，即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关于典制的通史、社会的通史和文献的通史。这三部各成于一人之手的巨著，给人们提供了新的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思想，史学的会通思想和经世思想，历史文献的分类思想和评论思想。合而观之，它们构成了反映历史进程中史事、人物、制度、文化等几个主要方面，展示了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丰富内容和嬗变过程，从而进一步增益了人们的历史智慧。
“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三通”以外的史书，还多得很，仅从上面所举出的三个方面的著作来看，传统史学中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内容和优良的历史传统，是十分值得研究、珍惜的。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学家们缺乏合理的知识结构，因而不能致力于宏观的历史研究，只能拘泥于微观的历史研究，其见解自然是极狭隘的。显然，这是对传统史学的极大误解。中国古代的纪传体史书从人事到天文、地理和各种典章制度，以及众多的人物风貌，皆有记述；编年体史书考究纪年，叙事生动，其连类列举之法还可写出不同身份、特点的人物群相，有丰富的记事容量；典制体史书，纵贯古今，旁通多门，论议宏富，旨在经世；纪事本末体史书写出了重大历史事变的始末原委，重在揭示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犹如“得其病之之源，则得其医之方矣”。[245]即便是考史之书，如《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等，其中也有不少问题或纵论古今、跨越千年，或由此及彼、涉及数代，有的总括时代特点，有的爬梳历史脉络，并非都拘泥于个别史实的考证，也不能片面地判定为只热衷于微观研究。我之所以要提到这个问题，因为它可能妨碍人们对传统史学做全面的考察和认识，因而也无从总结传统史学中所蕴含的优秀的历史传统。这样，就可能导致一种误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文化传统上缺乏积极的前提。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就会重新陷于片面性而背离研究传统文化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