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传统史学的模式，史学界也有不同的理解。我以为，所谓模式，当不是指由某一部分特质概括出来的，应是对其整个特质的概括。因此，我认为中国传统史学的模式就是孟子说的事、文、义，刘知幾说的才、学、识，吴缜说的事实、褒贬、文采，至于章学诚和梁启超说的德、才、学、识，是他们说的这几个方面的统一。现今的中外史学，可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模式。但是，史学家德行、知识、器局和表述上的艺术性，仍然是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没有止境的追求目标。诚然，史学家的德行是要受到时代影响的，历史知识是在发展的，认识能力是在不断提高的，而历史表述也不应脱离一定时代的社会和大众的需要，所以所谓德、才、学、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在发展。唯其如此，中国传统史学之强调史德、史才、史学、史识统一的精髓，才更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中国传统史学向来重视讲恶善、论是非，宣扬“惩恶劝善”“取是舍非”，但它更重视总结和阐述治乱兴衰、得失成败之故，重视“察往知来”。善恶、是非的判断标准也是有时代特点的，借鉴过去，为现实社会提供经验教训，同样包含着一定的时代内容。研究和撰述历史，一般来说，都不能回避善恶、是非，尤其不能回避治乱兴衰、得失成败之故。古往今来，“为史学而史学”的史学家是罕见的。梁启超曾极言中国旧史学之弊而倡言“新史学”，不是也主张史学应当“为生人——今人或后人而作吗”？！人们都熟悉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以及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展望二十一世纪》，也熟悉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他们探讨文明的优劣、世界的走向、兴衰的趋势，也讲到“良心”和“爱”。中国传统史学比较重视阐述伦理，但它并不是一些社会伦理教科书的堆积，它重视人或“人谋”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而许多史学名著的产生都深刻地反映出时代的要求，成为刻画时代特点的丰碑。
从这些方面来看，毋庸讳言，一些人对于中国传统史学还缺少全面的考察，因而在认识上难免会走向极端。当然，产生走向极端和片面认识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只看到了传统史学中所谓帝、王、将、相“家谱”的形式，只看到了在这种形式下所包含的落后的、过时的方面，对于其积极的方面，对于其中那些具有生命力的、可以超越时代的精髓，则过分地忽略了，甚至全然没有顾及。这与其说是传统史学的悲哀，毋宁说是现今史学研究的缺憾。
二、传统史学向人们提供了什么样的优秀历史传统
这个问题是认识传统史学的一个关键。中国传统史学的文献浩如烟海，我只能从那些最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三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来试图阐述这个问题。
一部《二十四史》，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历代帝王的“家谱”。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像这样工程浩大的、连续不断的、记载世界东方一个大国的综合体史书，它本身就是世界史学史上的奇观。它所记载的每一个皇朝，或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标志，或是历史发展中漫长历程的一个阶段。人们从《二十四史》中可以看到昏君、奸相、酷吏、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也可以看到明君、贤相、循吏、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斗争，可以看到“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神秘气氛，也可以看到排天之论、无神之说、非君之言的耀眼光辉。《二十四史》中的天文、五行、祥瑞诸志，弥漫着星占、灾异“应验”的神话，却也有大量的科学史资料的记载。它记载了许多平庸的贵族，却也记载了大量的杰出人物。这就是鲁迅曾经说过的：“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2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