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总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这是因为，历史不仅可以说明一个民族的过往历程、现实状况，而且还可以指示它的未来方向。关于这一点，世界各国有不少史学家的看法是相同的或相近的。
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中国人对于历史教育的重要性，不仅很早就有了自觉的认识，而且始终受到重视，留下了许多嘉言懿行。春秋时期，楚国有位大夫叫申叔时，是中国历史上较早阐述以史书作为教育内容的贤者。他在楚庄王时论教导太子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458]按三国吴人韦昭注所说：“以天时记人事，谓之春秋。”“世，谓先王之世系也。”“令，谓先王之官法、时令也。”“语，治国之善语。”“故志，谓所记前世成败之书。”“训典，五帝之书。”这里，除“五帝之书”不可尽信外，其余各种多与史书有关，可以看作楚国早期的历史文献和历史著作。由此可见，楚国君臣是较早地明确指出了史书的教育作用，并将这一认识付诸实践。其后，孔子整理“六经”以其传世，到了汉代立“五经”为官学，以《诗》《书》《礼》《易》《春秋》为教学内容，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教育，并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传统，直至明清。
近代以来，我们要特别提到李大钊对历史教育所做的极其深刻而又非常形象的阐述，他这样写道：“即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亦能认识出来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悲剧、壮剧。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459]这些话，已不只是一般的感召力量，还有一种深层的理性认识的力量：即由历史感和时代感相结合而产生的力量。历史教育，它是史学工作者和社会公众通过学习历史而获得启示、智慧、勇气和高尚情操的自我教育。历史教育在各种教育活动中具有最广泛的社会覆盖面，从普通公民到各级公务员，不分性别、年龄、民族、信仰，都可以而且应当是历史教育的对象，都能够从历史教育中得到许多教益。历史教育的这种广泛的社会覆盖面，是由历史教育内容的丰富性和广泛性所决定的。
中国史学记录着我们伟大国家、民族、人民的历史，记录着我们所有先辈为推进中国社会历史的进步所进行的奋斗和遭受的苦难，记录着我们一代又一代前贤在认识历史、认识社会、认识自然的活动中所积累的真知灼见和经验、智慧，记录着古代和近代以来中国同世界许多国家与地区的交往，以及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伟大贡献。在“振兴中华”成为十三亿中国各族人民伟大心声和坚定信念的今天，我们深深地感到，中国史学所记录的这幅宏伟的历史长卷，是这样的真切和激动人心，使我们感到历史和现实是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如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哲人所说：中国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460]。尊重历史，重视史学，是我们每一个史学工作者的神圣责任，也是所有国民建设和守护这一共有的精神家园的光荣义务。在这个精神家园里，我们可以获得无穷无尽的精神动力。
[1] 本文原载《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
[2]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