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先秦时期的历史文献如《尚书》《诗经》《春秋》《左传》中，记载了中国古代各民族交往的历史。《尚书·牧誓》记周武王伐纣，就有许多古代民族或部族参与其役。《左传》一书以大量的文字记述了春秋时期诸华（亦称诸夏）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相互冲突、交往、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往往以征伐、会盟、通婚的形式出现[445]。到了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国家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历史条件下，在《史记》中清晰地描述了中原及周边各民族的历史，从而展现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盛大气象[446]。他经过认真考察、抉择历史文献，以《五帝本纪》作为《史记》的开篇，揭开了以黄帝作为中华文明始祖的历史舞台的序幕，为后世历代史家不断续写中华民族的历史奠定了基础。
司马迁撰写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为后人所认同，《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在不同程度上仿效《史记》的做法。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唐代政治家和史学家不满意前人所撰的多种晋史，于是在新修《晋书》中专立“载记”，以记述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先后建立的“十六国”的历史。他们在撰写的《隋书·经籍志》史部中，还列出“霸史”一类，著录“十六国”时期的史官们所修的“国史”，并在“霸史”类的小序中称赞说：“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而当时臣子，亦各记录。”[447]与此同时，唐代政治家和史学家们认同魏收撰写的《魏书》（以东魏为“正统”）和魏澹的《魏书》（以西魏为“正统”）的“正史”地位，并撰写了《周书》和《北齐书》纳入正史范围。这可以看作是继秦汉大一统政治局面下出现《史记》《汉书》巨著之后，在隋唐大一统政治局面下出现的撰写“正史”的**和史学家们的宏大历史视野，而撰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乃是他们的重要宗旨之一。
元修宋、辽、金三史，承认宋、辽、金三朝“各与正统”，显示了蒙古族贵族为主的统治集团的政治气度，而这个气度正是建立在认同三朝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历代相传的修史传统的基础上。清修《明史》，其情形大致与此相近，只是满族贵族在历史认同即所谓“治统”和文化认同即所谓“道统”方面，有更高的自觉性和更广泛、更有效的积极措施，其中包含清朝诸帝对黄帝陵、炎帝陵的祭文所反映的历史文化认同观念。
可见，历史认同和文化认同的优良传统，是形成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前提和基础。
二、史学与历史经验
史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从对于历史的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人们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涉及人们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其中以涉及政治上的得失成败最为史学家所关注，这也是政治家、思想家极为关注的问题。古往今来，人们常说的“以史为鉴”，前人在治国安邦方面的得失成败以及国家的治乱盛衰之故，当是一个重要内容。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中包含的历史经验影响到政治决策，反映出历史经验、历史见识运用于政治活动的重要价值。然而，历史经验的价值并不仅限于此，它有丰富的内涵和广泛的表现。
在中国古代史学上，“两司马”即司马迁和司马光有重大的影响，无疑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史记》和《资治通鉴》是两部规模宏大的通史，对历史进程都有全面的描述和评论，是其他史书不能相比的。第二个原因，《史记》是纪传体通史的开山，《资治通鉴》首创了严谨的编年体通史，这也是其他史书无法比拟的。第三个原因，“两司马”文采飞扬，具有超出一般史家的精彩史笔，把历史表述得“飞动”起来，这是许多史家都赶不上的。第四个原因，也可以说是一个主要原因，是《史记》和《资治通鉴》在总结历史经验方面，深刻而周详，是一般史书难以达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