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在完成《法国志略》初撰本的同年，还编撰了《普法战纪》一书。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刚刚结束，王韬随即“摭拾其前后战事，汇为一书，凡十有四卷”[170]，刊行于世。他如此关注这次战争的记载，无疑是他有志于法国史研究的继续。他指出：“观夫普法战争之际，而求其盛衰升降之故，成败胜负之端。”[171]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已陷于多事之秋，民族危机日甚一日。所谓“盛衰升降之故，成败胜负之端努，他想到的自然不只是“欧洲列邦”，还有“中原天地”[172]。这跟他在《法国志略》中反复强调“君民共主”。以国宪定君民之分，宣扬“欲其国之永安久治，以制国宪定君民权限为第一义也”[173]，是同一个道理。光绪十二年（1886年），王韬根据继续搜集到的有关文献，重订《普法战纪》，增为20卷。《普法战纪》初撰本在19世纪70年代传入日本，受到日本学人的重视，这是他后来应约东游扶桑的一个重要原因[174]。
《扶桑游记》和《漫游随录》二书，是游记性质的著作。前者是关于日本的游记；后者所记不限于外国，但主要是记作者游历欧洲的见闻。这两部书，在反映外国历史和现状方面，也有一定的价值。
《扶桑游记》3卷，作者记其光绪五年（1879年）的日本之游，日记体，起闰三月初七，迄七月十五，有作者七月八日写于日本的自序。当年（即明治十二年），日本报知社印行上卷，翌年出版中卷、下卷。书首有重野安绎序和中村正直序，书末有龟谷行跋、平安西尾跋和冈千仞跋，语多论及王韬《普法战纪》在日本的流传和影响。作者《自序》说，此行是应日本友人“以为千日之醉，百牢之享”之邀，“敢不维命是听"。故在日期间，“壶觞之会，文字之饮，殆无虚日”，“日所游历，悉纪于篇，并汇录所作诗文附焉”。与王韬所交游者，多是拥护明治维新的一派人物。他们所讨论的，除诗文、撰述外，就是时势、西法。四月初二记冈鹿门（千仞）的话说：“方今宇内形势，以俄为急。时人比俄于战国之虎狼秦，而实为今日亚细亚洲之大患。”四月十九日记与西尾鹿峰论及中西诸法，王韬认为：“法苟择其善者而去其所不可者，则合之道矣。”五月二日记其评论冈本监辅所著《万国史略》，认为“有志于泰西掌故者，不可不观”。又不无所指地发表议论说：“余谓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谓极盛；然究其实，尚属皮毛。并有不必学而学之者，亦有断不可学而学之者。”时值中国洋务派活跃时期，此言当有所指。这从四月初二记与重野、鹿门笔谈看得十分清楚：“重野谓予曰：‘或序先生之文，谓为今时之魏默深。’”“余曰：‘当默深先生之时，与洋人交际未深，未能洞见其肺腑；然师长一说，实倡先声。惜昔日言之而不为，今日为之而犹徒袭皮毛也。’鹿门曰：‘魏默深血性人耳，得先生继起，而后此说为不孤矣。’”所谓“壶觞之会，文字之饮”，实关乎兴衰、改良之旨。在日本友人中，冈千仞可称得上是王韬的知心之交，他跋《扶桑游记》说：“盖先生慨欧人耽耽虎视，亲航欧洲，熟彼情形，将出其所得以施之当世，而未有所遇。”“以有为之才，处多故之世，一朝风会，去泥土，冲云霄，霈然膏雨，使万生仰苏息之恩，先生盖其人也。”这话，道出了王韬的漫游与撰述之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