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志略》突出地反映出作者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态度。作者在卷5《波旁氏纪》卷末以“逸史氏王韬”的名义发表议论，指出法国国王所以祸国、亡身者，“顾迹其祸之由来，不能和众而得民心，自恃居民之上，而好恶不与民同，怨之所积，足以亡身。故厉王监谤，卒流于彘。法之失政，履霜坚冰，非一朝夕矣。路易至是，遂受其殃。法人弑王，而叛党旋覆；英人弑王，而高门士亦随灭。不独天道好还，而亦可以观世变矣。然则为人君者，其可逞欲而妄为哉！”这些见解并不都是正确的，但他对君主专制是持否定态度。这从作者在本卷中对路易十四的专横、路易十五的奢**的记载中看得很清楚。作者对“路易十六新政”表示赞赏，说他“大矫旧政之弊”，而对路易十六之“从容就死”，深致同情。这又表明作者是称道君主立宪而不赞成法国大革命的暴力行动。作者向往君主立宪制度，还表现在他对拿破仑第一和拿破仑第三的评价上。他引用日人野口之布的话说：“古今英雄规模宏远者，往往不留心于细务，独仑帝攻略之暇，用心吏治，定五法、创诸学，精到周详，各国奉为模范。仑帝洵高出他英雄上哉。千百世下，犹令人闻风兴起焉。”[164]作者以极大的兴致记述了拿破仑第三之被“公举为总统”和“终升帝位”，记述了他的种种作为，对他在“普法交兵”中招致失败颇致惋惜之情，并历数他的许多“政绩”，说是“其所措施，裨益于人世者，不暇枚举”[165]。作者在《凡例》第9条中指出：“法兰西素以文明称，制度文物之备，宫室衣食之美，诸国莫能及焉。拿破仑出，更定法律，其精审为欧洲冠。”可以说，向往、宣扬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是《法国志略》的主要历史观点。
本书卷16至卷17“广志”上下篇，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近代法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面貌，反映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作者赞美法国的国会制度说：“国会之设，惟其有公而无私，故民无不服也。欧洲诸国，类无不如是。即有雄才大略之主崛起于其间，亦不能少有所更易新制、变乱旧章也。”他还称道上下两院议员的“公举”之法，认为“其进身之始，非出乎公正则不能得。”[166]作者在《志车路（附电线）》中，叙述了欧洲各国铁路交通和电报通信的情况，惊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迅速变化，他写道：“车路之建不过五十年，电线之行亦不过三四十年，而甚已如此，飚发风驰，遍于各国，抑何速也！”他认为这两项技术的发展，“必相辅而行，互为表里”，“而藉以觇国势之盛强焉”[167]。作者还记述了1878年5月法国巴黎博览会的盛况[168]，记述了1253年路易第九派人“始通中国”的情形[169]等。《法国志略》以不少篇幅叙述了法国的外交、贸易、通商、殖民等活动。
《法国志略》不同于《海国图志》，它详细记述了一个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现状，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在当时取得的进步，也反映了作者的进步的历史观点和社会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