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志略》初撰本，作者取资于日本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参考《西国近事汇编》，“不足，则复取近时之日报，并采辑泰西述撰有关于法事者”。作者对于冈千仞所译法国人所著的3本法国史《法国史要》（1866年），《近古史略》（1869年），《法国史》（1870年），亦曾披阅，认为其“尚属简略，摭拾他书以补之”（详凡例第1条、第3条）。可以看出，作者在法国史的研究上视野的开阔和采辑的丰富。作者撰述《法国志略》的目的，在《原叙》、《凡例》和《重订法国志略·序言》中都反复予以说明。在《原叙》中，他说：“两经法都，览其宫室之雄丽，廛市之殷阗，人民之富庶，兵甲之盛强，未尝不叹其外观之赫耀也；及徐而察其之风俗之侈靡，习尚之夸诈，官吏之骄惰，上下之猜忌，亦未尝不虑其国不可以为国，而初不料一蹶不振如是之速也！”“吾愿欧洲诸国以法为鉴焉可也，特余志法之意。”可见他的撰述目的，是具有世界历史的眼光。他又指出：“更有进于此者，法通中国已三百余年，于泰西诸国为独先，名流硕彦接踵而来，无非借天算格致以阴行其主教，其势几至上动帝王、下交卿相，有明之季，靡然从风，实足为人心学术之隐忧，流弊至今，亦缓通商而急传教，中外龃龉，率由此起。”他认为宗教之于法国起了消极的作用，“法不自知，而尚欲强行之于他国，不亦慎乎！”这些话，对于当时中国、法国的情况，都是切合实际的。20年后，作者在重订本《序言》中，除进一步从国际关系方面指出了法国历史的变迁外，还突出批判了路易十四的“据无上之尊，肆无限之权”，以致“国人愤郁，渐至放恣。此所谓川决而堤溃，其势使之然也”。这反映了作者对君主专制政治的批判态度。此外，作者尤其强调了这样的见解：“方今泰西诸国，智术日开，穷理尽性，务以富强其国。而我民人固陋自安，曾不知天壤间有瑰伟绝特之事，则人何以自奋，国何以自立哉！”又说：“欧罗巴列邦于明万历年间已来中国，立埠通商，聚居濠镜。逮《明史》作传，犹不能明法兰西之所在，几视与东南洋诸岛国等，是其于艾儒略所著之《职方外纪》尚未寓目，况其他哉？宜其为远人所致诮也。”作者从欧洲各国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了中国人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紧迫性，“固陋自安”则人无以自奋、国无以自立。他联想到清初修《明史》时，人们甚至说不清楚法兰西位于何处，不禁感慨万千。这是王韬撰写《法国志略》的更深层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