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又撰写了《道光洋艘征抚记》上下篇。这一长文，详细记载了鸦片战争的经过和《南京条约》签订前后的清朝政治和中外关系，记事起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四月黄爵滋奏言鸦片输入之害，迄于咸丰元年（1851年）“特诏奖雪林则徐及姚莹、达洪阿之尽心竭力于边，而斥耆英畏葸骄敌之罪，中外翕然钦颂”。它阐述了当时有识之士关于英人鸦片贸易对中国危害的认识，伸张了禁烟之举的正义性，揭露了鸦片战争中道光皇帝的昏聩和琦善、耆英的无能、误国，肯定了林则徐、邓廷桢等主战派的主张和措施并为其所蒙之冤辩正；它歌颂了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阐述了作者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是关于鸦片战争的一篇信史。作者在本文末了论道，“尽转外夷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乃是“富国强兵”的关键之举，又指出：“时乎时乎，惟太上能先时，惟智者能不失时，又其次者，过时而悔，悔而能改，亦可补过于来者。”[157]这是他希望朝廷能从这次事变中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此文流传甚广，名称亦多，它同稍后夏燮所撰《中西纪事》一书在当时都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从《圣武记》的撰述到《道光洋艘征抚记》的撰述，尽管时间相距很近，但却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即后者把“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作为“富国强兵”的重要问题提出来。作者的这个思想，在其所撰《海国图志》一书中，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近代史学萌生过程中，《海国图志》是第一部系统的研究外国史地的巨著。对于魏源来说，这不仅跟他早年辑《皇朝经世文编》及经学研究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跟他的上述两种著作在内容上也有很大的不同。这部书，是确立了魏源在中国近代史学上之突出地位的代表作。此书原刻为50卷，后增为60卷，复又增为100卷。据咸丰二年（1852年）古微堂重刊定本所载，有魏源写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的60卷本《原叙》和写于咸丰二年的100卷本《后叙》。[158]《海国图志》是在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的基础上并受到林则徐的鼓励而撰述的。魏源《原叙》一开始就写道：“《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以《四洲志》为基础，博采中外文献，尤其是最新的一些西人论著、图说，编撰一部系统的世界史地及现状的著作，的确是开创性的前驱工作。魏源又明确指出此书同以往的“海图之书”的区别是：“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这是中国历史撰述上的一大变化，是近代史学萌生的特点之一。
魏源在《原叙》中郑重指出了撰述《海国图志》的目的，他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159]有很高政治声望的林则徐任两广总督时，“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160]等做法，影响了一大批注重世务的士人。鸦片战争的经过及其结局，魏源进一步认识到，要富国强兵、有效御侮，不仅要内修政理，还要学习外国长技。从历史观点来看，这是中国史家从沉痛的历史教训中获得的新认识。这个事实进一步证明，中国历代的优秀史家，总是能够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回答历史和现实所提出的迫切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