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富国强兵、科技实学。《食货志》序称：“日本维新以来，尤注意于求富。然闻其国用则岁出入不相抵，通商则输出入不相抵，而当路者竭蹶经营，力谋补救，其用心良苦，而法亦颇善。观于此者，可以知其得失之所在矣。”[178]在作者看来，求富之路，并非可一蹴而就，维新带来的阵痛是难以避免的。《兵志》序又称：“今日之列国，弱肉强食，耽耽虎视者乎。欧洲各国数十年来，竞强角力，迭争雄霸，虽使车四出，槃敦雍容，而今日玉帛，明日兵戎，包藏祸心，均不可测。各国深识之士，虑长治久安之局不可终恃，皆谓非练兵无以弭兵，非备战无以止战。”结合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来看，作者对当时世界形势的估量可谓明澈而清醒。作者认为：“日本维新以来，颇汲汲于武事，而其兵制多取法于德，陆军则取法于佛（法），海军则取法于英。故详著之，观此亦可知欧洲用兵之大凡。”虽言日本，而意亦含欧洲。作者进而指出：“今天下万国，鹰瞵鹗视，率其兵甲，皆可横行。有国家者不于此时讲求兵制，筹一长久之策，其可乎哉！”[179]他在讲到英国海军之强以及日本欲效英国之法时，又强调指出了上述见解[180]。黄遵宪认为，富国强兵之道，固与“政从西法”密切相关，但绝离不开工艺实学的发展。他在《工艺志》序中论道：中国古代原有重视工艺实学的传统，可惜“后世士夫喜言空理，视一切工艺为卑卑无足道”，以致“实学荒矣”。他慨然指出：“今欧美诸国，崇尚工艺，专门之学，布于寰区。余尝考求其术，如望气察色、结筋搦髓、破腹取病，极精至能，则其艺资于民生；穷察物性、考究土宜，滋荣敷华，收获十倍，则其艺资于物产；千钧之炮、连环之枪，以守则固，以战则克，则其艺资于兵事；火轮之舟、飞电之线，虽千万里顷刻即达，则其艺资于国用；伸缩长短，大小方圆，制器以机，穷极便利，则其艺资于日用。举一切光学、气学、化学、力学，咸以资工艺之用，富国也以此，强兵也以此：其重之也，夫实有其可重者在也。”这一段议论，同前文所引王韬《漫游随录·制造精奇》中所描述的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可谓同曲同工，识见相谐。所不同的是，黄遵宪对“今万国工艺以互相师法，日新月异，变而愈上”的趋势，更有紧迫之感，而对中国士大夫“喜言空理，不求实事之过”，尤有切肤之痛。他后来成为改良主义的推行者，绝不是偶然的。
主张汉学、西学兼西用之。黄遵宪在《学术志》中提出了汉学、西学兼而用之的主张，这是从观念形态上提出了更深层的认识。黄遵宪首先叙述了汉学在日本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认为它在日本有久远的渊源和深厚的基础。人们“耳濡目染，得知大义”。他举例说；“尊王攘夷之论起，天下之士一倡百和，卒以成明治中兴之功，则已明明收汉学之效矣。”他希望“日本之治汉学者，益骛其远大者以待时用可也！”[181]同时他又指出，明治维新之前，西学也在日本传播，“今之当路诸公，大率从外国学校归来者也”，他们成了推行维新政治的得力人材。而“维新以后，壹意外交，既遣大使巡览欧美诸大国，目睹其事物之美、学术之精，益以崇尚西学为意”。明治四年（1871年），设立文部省，“寻颁学制于各大学区”，全面推行西方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一方面“争延西人为之教师”，另一方面有大批公费、私费学生“留学外国”。同时兴建其他各种文化设施，等等。“由是西学有蒸蒸日上之势”，虽然也存在着“异论蜂起，倡一和百”的情况，但“国家政体，多采西法”，已成大势所趋。作者进而著论批评在中国存在着对于西学的保守、狭隘看法，“恶其异类而并弃之；反以通其艺为辱，效其法为耻，何其隘也！”他进而分析说：“彼西人以器用之巧，艺术之精，资以务财训农，资以通商惠工，资以练兵，遂得纵横倔强于四海之中，天下势所不敌者，往往理反为之屈。我不能与之争雄，彼挟其所长，日以欺侮我、凌逼我，我终不能有簪笔雍容坐而论道之日。则思所以扞卫吾道者，正不得不藉资于彼法以为之辅。以中土之才智，追之数年，即当远驾其上，内则追三代之隆，外则居万国之上：吾一为之，而收效无穷矣。”这一段，显然是针对当时中国士大夫说的，颇有循循善诱之意，故在论西学之长时，口气多有缓和，不似他处激昂，足见作者良苦用心。当然，黄遵宪并不主张“尽弃所学而学他人”，但他毕竟是了解世界、面对现实的，他提醒人们注意到这样的道理和事实：“器用之物，原不必自为而后用之。泰西诸国，以互相师法而臻于日盛，固无论矣。日本，蕞尔国耳，年来发愤自强，观其学校，分门别类，亦骎骎乎有富强之势。”[182]他是以此反复说明，不可盲目排斥西学，以致陷于“不达事变”之境。
总的来看，黄遵宪以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证明汉学、西学兼用的必要性，这也是言为日本而意在中国。而他所说的“西学”，非仅指器用而言，而是同他说的“政从西体”的主张相表里的。他虽然还没有完全跳出中国士大夫传统的窠臼，但他毕竟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效法西学实为历史发展的趋势。尤为可贵的是，他在推重西学的同时，已朦胧地觉察到西方国家所潜伏的弊病：“尚同而不能强同，兼爱而无所用爱，必推而至于极分裂、极残暴而后已。执尚同、兼爱以责人，必有欲行均贫富、均贵贱、均劳逸之说者。吾观欧罗巴诸国，不百年必大乱。”[183]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欧洲史和世界史证明，黄遵宪的预见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自魏源、王韬到黄遵宪的外国史地研究，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出19世纪后半叶中国史家爱国图强的时代精神，以及他们开阔视野、研究外国历史的自觉意识。《海国图志》作为当时的世界史著作，《法国志略》和《日本国志》作为当时的国别史著作，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是近代史学萌生过程中的代表性著作。它们在体裁、体例和详近略远的撰述思想上，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对今天的世界史研究和撰述，仍有借鉴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