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这十二篇的主旨所在，就是唐太宗在序中所说的，自古以来“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焉”。当然，由于他自身的丰富而宏大的政治活动，在这些理解中渗透着他的亲身体验和经验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说，《帝范》一书可视为唐太宗在总结自身政治活动及体验的基础上所撰成的一部“君主论”。唐太宗在《帝范》后序中深自反省，他写道：
君子劳处其难，不肯安居其易，故福庆流之。是知祸福无门，惟人所召。欲悔非于既往，唯慎祸于将来。当择哲主为师，毋以吾前为鉴。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只为其下；自非上德，不可效焉。吾在位已来，所缺多矣。奇丽服玩，锦绣珠玉，不绝于前，此非防欲也。雕楹刻桷，高台深池，每兴其役，此非俭志也。犬马鹰鹘，无远不致，此非节心也。数有行幸，以亟人劳，此非屈己也。斯数者，吾之深过。勿以兹为是而取法焉。[121]
他的这种自我批判，几近于苛刻的程度，有的话或许后人中那些最严厉的批评家都会觉得过分。但是，我们对唐太宗自省的真诚之心和他对继承人的热切期望似不必有什么怀疑。反之，对暮年的唐太宗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胸襟，倒是应当给予高度评价的。可以说，《帝范》是他留给太子李治的一份政治遗嘱，也是他留给后世的一份政治思想遗产。
唐太宗的史学自觉，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学习、思考和体验的结果。早在他作为秦王的年代，秦府的学士们多是饱学之士。其中，虞世南同秦王李世民讨论历史问题最多。虞世南所撰《帝王略论》一书，以“公子曰”“先生曰”的问对形式表述，当是他同秦王讨论历代帝王的事迹和得失而写成的[122]。史载：
太宗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世南虽容貌懦愞，若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太宗尝谓侍臣曰：“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123]
贞观十二年（638年），虞世南去世，唐太宗十分悲痛，说：“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拾遗补阙，无日暂忘，实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吾有小失，必犯颜而谏之。今其云亡，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痛惜岂可言耶？”从这些记载来看，秦王李世民从虞世南那里受到的史学熏陶是很深刻的。
秦王李世民的这种史学修养，在他即位之后又不断得到提升。按旧制，帝王不得亲览国史，但唐太宗却提出要观览国史的要求，他坦然地表明自己的意见。史载：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124]
贞观七年（636年）当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纪传同时修成时，唐太宗十分高兴，他在奖赏修史大臣时说：
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125]
“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这正是唐太宗史学自觉在政治实践中的格言之一。与此密切相联系的，是他还提出自己有“三镜”：“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126]对于唐太宗来说，所谓“以古为镜”，可以看作是史学自觉的又一种表述形式。唐太宗的史学自觉，还表现在他要求臣下认真读史，从史书中得到提高。他曾赠大臣李大亮《汉纪》一部，并嘱咐他说：
卿立志方直，竭节至公，处职当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闲，宜观典籍。兼赐卿荀悦《汉纪》一部，此书叙致简要，论议深博，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127]
《汉纪》改《汉书》纪传为编年，记西汉一代史事，自不限“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但作为政治家的唐太宗对《汉纪》的这个评价，可谓切中要旨。
综上，我们是否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总的认识：唐太宗的史学自觉，是“贞观之治”的思想基础之一；他的史学自觉在政治实践和史学事业中的作用及其产物是“贞观之治”积极成果的重要方面。历史发展了，时代特点不同了，但史学自觉对于政治家的重要，自有其一定之理，这仍然是值得今天的人们认真思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