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对以往的历史经验的理解和对现实政治经验的总结结合起来，著成一部“帝王论”即《帝范》留给后人学习、参考，可以看作是唐太宗把自己的史学自觉推向了他所能达到的高峰。
《帝范》是唐太宗辞世前的著作，一说作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即他辞世前一年；一说作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即他辞世的当年[119]。《帝范》凡十二篇，篇名为：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卷首有序，卷末有后序。唐太宗在《帝范》序中表明四层意思：一是再三致意创业维艰，“战战兢兢，若临深而驭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终。”二是指出太子李治从小养尊处优，“未辨君臣之礼节，不知稼穑之艰难。余每此为忧，未尝不废寝忘食。”三是历史上“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然”，是后人应当了解和思考的。四是指出撰写《帝范》的主旨，即“披镜前踪，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120]，希望太子认真学习，引以为戒，将来治理好国家。这篇序文，文字不多而含义甚深，表达了一位政治家对历史的洞察和对未来的关注。
《帝范》各篇所论，都要言不烦，切中本质。其《君体篇》，在“民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的思想指导下，全面阐述了“为君之体”。《建亲篇》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入手，强调“众建宗亲而少其力”的做法，这是肯定西汉贾谊政治主张的正确和借鉴意义。《求贤篇》阐述了“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其人，天下自治”的思想，对西汉皇朝在这方面的得失颇多论述。《审官篇》指出，明主当用人之所长：“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太宗朝人才济济，同他的用人之道是分不开的。尤其是他能做到“不以一恶而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人，实为难能可贵。《纳谏篇》指出：“王者高居深视，亏聪阻明，恐有过而不闻，惧有阙而莫补”，故必须“倾耳虚心，伫忠正之说”，以形成“臣无隔情于上，君能遍照于下”的政治局面。但是，“昏主则不然：说者拒之以威，劝者穷之以罪。大臣惜禄而莫谏，小臣畏诛而不言”，以致“其为壅塞，无由自知”，“身亡国灭，岂不悲矣！此拒谏之恶也。”纳谏与拒谏所造成的两种不同的政治前途，如此分明。《去谗篇》是《纳谏篇》的进一步发挥，指出：“谗佞之徒，国之蝥贼也”，“故明主纳谏，病就苦而能消；暗主从谀，命因甘而致殒。可不诫哉！”《诫盈篇》阐述“俭则民不劳，静则下不扰。民劳则怨起，下扰则政乖”的道理，故应切记“骄奢之忌”。《崇俭篇》是《诫盈篇》的姊妹篇，进一步论述了“奢俭由人，安危在己”的思想。《赏罚篇》认为：“赏罚之权”应做到“无偏无党，王道****”。《务农篇》说：“食为人天，农为政本。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乏则忘廉耻。”又说：“国无九岁之储，不足备水旱；家无一年之服，不足御寒温。”全篇反复致意于“务农之本”。《阅武篇》一方面指出“兵甲者，国之凶器也”，一方面又指出“土地虽广，好战则民凋；邦境虽安，忘战则民殆。”这里包含着对“兵甲”的辩证观点。《崇文篇》指出：“弘风导俗，莫尚于文；敷教训人，莫善于学。因文而隆道，假学以光身。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不游文翰，不识智之源”，“光于天下不朽者，其唯为学乎！”“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全面强调“文”对于政治统治、“弘风导俗”的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