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关于民族关系。唐太宗在位期间，重视密切各族间的关系。前文说到的“华夏安宁，远戎宾服”，以及“胡越一家”、唐太宗获得“天可汗”的尊号等，都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民族大融合的反映。对此，唐太宗以历史与现实做过比较，故而也有十分的自信。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同大臣们讨论他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原因，关于民族关系的认识，尤为可贵。
第四，关于善始慎终。“鲜克有终”，这是历史上历代统治者的一个教训。唐太宗统治集团创造了“贞观之治”的局面，作为最高统治者，唐太宗能否善始慎终，当是这个统治集团十分关注的问题之一。在这方面，唐太宗依然是一个关键人物。应当承认，正如唐太宗晚年自省的那样，在“盛世”之下，他本人也滋长了骄奢之风，因而屡屡受到大臣们的诤谏。但是，作为一代英主，唐太宗自己是不曾忘记“慎终”这一要求的。
关于善始慎终的政治目标，唐太宗着眼于两点，一是反复向大臣们致意，表明唐皇朝的功业，非其个人可以达到，“实赖诸公之力”；二是反复强调居安思危，即“安不忘危，治不忘乱”。他明确地指出，这都是他阅读史书所得到的启示。其中，秦、汉的经验教训尤为他所关注。吴兢的《贞观政要》以卷末记唐太宗重视“慎终”之事，也表明了史家的深意。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内安，必有外扰。当今远夷率服，百谷丰稔，盗贼不作，内外宁静。此非朕一人之力，实由公等共相匡辅。然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恩其终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贵也。”魏徵对曰：“自古已来，元首股肱不能备具，或时君称圣，臣即不贤；或遇贤臣，即无圣主。今陛下明，所以致治，向若直有贤臣，而君不思化，亦无所益。天下今虽太平，臣等尤未以为喜，惟愿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耳！”[115]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大臣说：
自古人君为善者，多不能坚守其事。汉高祖，泗上一亭长耳，初能拯危诛暴，以成帝业，然更延十数年，纵逸之败，亦不可保。何以知之？孝惠为嫡嗣之重，温恭仁孝，而高帝惑于爱姬之子，欲行废立；萧何、韩信，功业既高，萧既妄系，韩亦滥黜，自余功臣黥布之辈，惧而不安，至于反逆。君臣父子之间悖谬若此，岂非难保之明验也？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以自戒惧，用保其终。[116]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和魏徵有一番对话。吴兢写道：
[太宗曰]“平定天下，朕虽有其事，守之失图，功业亦复难保。秦始皇初亦平六国，据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实可为诫。公等宜念公忘私，即荣名高位，可以克终其美。”魏徵对曰：“臣闻之，战胜易，守胜难。陛下深思远虑，安不忘危，功业既彰，德教复洽，恒以此为政，宗社无由倾败矣。”[118]
从这些言论和思想来看，唐太宗确是认真阅读史书的，他对于秦汉史事尤为关注和再三思考，他所提出的问题也都是政治实践中的重大问题。由此可见，唐太宗不是一个狭隘的、只讲实用的人，他是把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并力图从中寻找到正确的路径，以求长治久安。不仅如此，他还致意于有唐一代在历史上的位置，希望“丰功厚利施于来叶，令数百年后读我国史，鸿勋茂业粲然可观”。应当说，这并不是一个奢望或幻想，事实表明，有唐一代的历史不仅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辉煌的一页，即使在世界历史上也有它的崇高地位。唐太宗的史学自觉，使他能够想到“数百年后读我国史”的景象，亦足以见其自信之坚、气度之大。
诚然，唐太宗是有自知之明的，他在恢宏的事业成就的道路上，也在不断地自省。他希望这些反思和自省能够成为一笔精神财富，使其后人可以从中得到教益。于是，他把历史经验和政治经验融会起来，写成一部《帝范》，传给后人。这是他的史学自觉的最后的升华。
三、历史经验和政治经验的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