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对于魏徵所说，十分赞成，故而“甚善其言”。魏徵的回答，是以先贤的言论和历史的事实为依据，并概括出“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的认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使这一问对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千古佳话。当然，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在于这一出色的问对，而在于当事人特别是唐太宗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贯彻了作为“明君”的原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唐太宗不仅是“名君”，而且也是“明君”，与此有极大关系。一般说来，在唐太宗的政治生涯中，他是努力地按照“兼听”的原则行事。唐初，大乱之后，应实行什么样的国策？这是治国安邦的大事。他自己认为，短时期内难以达到至治。于是他征询大臣们的意见。魏徵认为：“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化。思化，则易教。”唐太宗颇有怀疑地反问道：“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大乱之后，将求致化，宁可造次而望乎？”魏徵进而论道：“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唐太宗表示赞同魏徵的看法。这时，大臣封德彝等提出不同的认识，认为：“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化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说，恐败乱国家。”魏徵反驳说：“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即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112]
封德彝等虽无言以对，但终认为魏徵的主张不可施行。这一场激烈的辩论，对于后来“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几种不同的意见中，唐太宗毅然采用魏徵的主张，“每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华夏安宁，远戎宾服”，唐太宗无限感慨与欣慰，对魏徵给予极高的评价，把自己比作“玉"而把魏徵比作“良工”，他说：“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
第二，关于认识民力。在中国历史上，不可能产生对民力有完全正确的认识，甚至存在着认识上的很大差别。这种差别又直接涉及社会的治乱、朝代的存亡。对于这一点，唐太宗君臣屡屡有所讨论。这些讨论，集中到一点，可以概括为水舟关系之论。贞观六年（632年），魏徵对唐太宗说：
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113]
此处所谓“人”，即“民”的代称。贞观十四年，魏徵在一次上疏中又指出：
《礼记》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则为善者必惧。爱而不知其恶，则为恶者实繁。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然则古人之震怒，将以惩恶，当今之威罚，所以长奸，此非唐、虞之心也，非禹、汤之事也。《书》曰：“抚我则后，虐我则雠。”荀卿子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孔子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故唐、虞战战慄慄，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虑之乎？[114]
对于魏徵所强调的这些道理，唐太宗都表示赞同而“深嘉纳之”。他也用这个思想来教导太子。他在晚年所著的《帝范》一书中，突出地论述了这个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