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家为本，参考诸家之长，并吸收晋人文集之与史事相关联者入史，可见唐初史家在撰述路径与方法上的成熟，确为后人修史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有一点必须指出：令狐德棻在近二十人的《晋书》修撰者中被推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109]，而非敬播一人“独创”。今天我们读到的《晋书》，就是唐太宗下诏新修的《晋书》；加上上面已经讲到的“五代史”，总共有六部“正史”撰成于唐太宗在位期间，这占了“二十四史”部数的四分之一。对这六部“正史”，我们不必重复人们已经做过的许多评价，而是要从中窥见唐太宗在史学自觉方面所达到的高度。他创立了比较完备的史馆制度而为后人沿袭一千多年，在他的号召下一举撰成六部“正史”且流传至今，仅此两件事情，他的史学自觉以及他在中国史学上的位置已足以令人赞叹。然而，他的史学自觉还表现在他的政治实践方面，这一点更值得人们关注。
二、史学自觉与政治实践
唐太宗在政治实践上成功的主要标志，是“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贞观之治”是当时综合国力的表现，它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民族关系、中外关系、民风民俗等方面，都呈现出一种盛世气象。
“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是多种原因促成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非常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借鉴。作为最高统治者，唐太宗在这方面起了表率的作用，其他如房玄龄、魏徵等这些最高统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唐太宗对历史经验教训的重视，反映出他对史书以至史学的高度重视，换言之，这是他的史学自觉之光折射在政治实践上的光彩之处。
关于唐太宗重视历史经验教训并使之与自身的政治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我们要感谢唐玄宗时期的史学家吴兢（670—749年）所撰写的一部历史名著《贞观政要》。这是一部全面记述唐太宗君臣论政之书，对于唐太宗及其决策核心的大臣们如何重视历史经验并竭力从中汲取借鉴有详细的论说。本书含十卷四十篇，可以说篇篇都离不开讨论历史经验及其与现实的关系。其篇目是：君道、政体；任贤、求谏、纳谏；君臣鉴戒、择官、封建；太子诸王定分、尊敬师傅、教戒太子诸王、规谏太子；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俭约、谦让、仁恻、慎所好、慎言语、杜馋邪、悔过、奢纵、贪鄙；崇儒学、文史、礼乐；务农、刑法、赦令、贡赋、辩兴亡；征伐、安边；行幸、畋猎、灾祥、慎终。[110]对于如此丰富的、涉及异常广泛的内容，这里不能做详尽的阐述和评论。因此，只能就笔者认为是尤为重要的几个方面做扼要评述。
第一，关于为君之道。贞观初年，唐太宗曾向魏徵提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何谓明君、暗君？”魏徵回答说：
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昔唐、虞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