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要征引刘知幾的这些话，是为了说明作为政治家的唐太宗，在刘知幾之前已经有了大致相近的认识，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当然，唐太宗的史学自觉，无疑会反映在他对历史撰述事业的重视。这突出地表现在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的修撰和《晋书》的修撰方面。
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的修撰，始议于武德四年（621年）令狐德棻上书建议。他指出：“近代已来，多无正史”，“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数十年后，恐事迹湮没”，“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102]唐高祖赞同他的建议，并于次年颁发了《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103]，令诸大臣分工撰述。此次修史动议，由于以下原因，历数年而未果：一是当时全国政局尚未安定，诸大臣无暇顾及修史：二是有的大臣离职或辞世，任务落空；三是缺乏大规模修史的组织经验，无人统筹规划，撰写工作难以有实质性的进展。这是皇家修史的一个重要教训。但是，这次修史动议也展示出了一个事实：唐皇朝建立伊始，即十分重视修史活动，而“修六代史诏”则显示出史学上的宏大气度，为后来的修史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八年后，即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建史馆于禁中，命诸臣修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诸臣认为，后魏（即北魏）史已有魏收《魏书》、魏澹《魏书》，“以为详备”，不必重修，故由“六代史”变为“五代史”。经过七年的努力，至贞观十年（636年），五史皆成，为一代盛事[104]。此次修史成功，同唐太宗的决策有极大关系。一是他设立了史馆，并给史馆以很高的地位，为皇家修史开创了新的局面，在中国史学上是一件里程碑的事件。二是他以房玄龄监修，魏徵“总加撰定”[105]，令狐德棻“总知类会”诸史[106]。正是有了修史的专门机构，又有了明确的分工合作，加之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才可能出现中国史学上的这一盛事。显然，唐太宗是这一盛事中的关键人物。
唐太宗晚年提出了撰写新的《晋书》的要求，这是他在皇家修史活动中的又一重要决策。对此，学术界曾有这样那样的猜测和推论，似也不无参考价值。但我认为唐太宗的这一决定，在他于贞观二十年（646年）下达的《修晋书诏》里本已阐述得清清楚楚，足以表明他的意向和宗旨，舍此而做其他的猜测和推论，恐怕都难以反映历史真相。唐太宗指出：
唯晋氏膺运，制有中原，上帝启玄石之图，下武代黄星之德；及中朝鼎沸，江左嗣兴，并宅寰区，各重徽号，足以飞英丽笔，将美□书。但十有八家，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107]
诏书对十八家晋史一一做了评价，究其根本来说，一则不能称为“实录”，二则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晋史。他希望写出一部超出现存十八家晋史的《晋书》，其具体要求是“铨次旧闻，裁成义类，俾夫湮落之诰，咸使发明”。当然，诏书中所批评以往晋史之缺陷的一些方面，无疑都是应当避免的。因有诸家晋史作为参考，新修《晋书》进展较快，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撰成。新修《晋书》的总面貌是：
以臧荣绪《晋书》为本，捃摭诸家及晋代文集，为十纪、十志、七十列传、三十载记。其太宗所著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称制旨焉。房玄龄以下称史臣，凡起例皆（敬）播独创焉。[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