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把鸦片战争放到中西关系中来考察。夏燮认为：“猾夏起于通番，漏卮原于互市，边衅之生，由枿于此。”[198]故《中西纪事》开篇即记“通番之始”。此篇详叙欧罗巴洲及其主要国家东来的始末，文中屡屡提到《海国图志》《瀛环志略》，说明夏燮是深受它们影响的，但夏燮却是运用它们的某些材料来揭示鸦片战争的世界历史背景。
其二，从西方国家在中国的传教和通商，揭示了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的必然性。夏燮以丰富的史实揭露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妄行传教”的活动，以至于传教士“皆与大吏分庭抗礼”[199]。而在通商活动中，西方国家亦往往提出非分之要求，动辄“连兵”入侵，以武力相威胁，以达到它们在通商中所不能达到的目的。尽管夏燮还不可能认识到这正是近代资本主义野蛮掠夺的强盗行径，但他客观上已从世界范围内揭露出这种野蛮掠夺的事实。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夏燮驳斥了所谓“中西之衅，自烧烟启之”的论调（这实际上是把鸦片战争的责任推到以林则徐为代表的禁烟派身上的论调），指出：“今载考前后，乃知衅端之原于互市，而非起于鸦片也。夫互市者，实中西交争之利，而关胥牙侩必欲专之。外洋因利而得害，乃思以害贻中国而阴收其利。”从“互市”即通商来揭示“中西之衅”即鸦片战争的深层原因，确是夏燮的卓见。“外洋”为了逐利而采用非法手段也是势在必然。当然，夏燮对“外洋”与中国通商本质上是为了“利”的认识，也还是有局限性的，因此他不免夸大了“关胥牙侩”在“中西之衅”中的作用。正如他在另一处所说：“即使鸦片不入中国，亦未能保外洋之终于安靖而隐忍也。且鸦片之来，亦为货物之亏折起见耳；货物不得其利，乃思取违禁之物以补偿之。”[200]夏燮一方面看到“外洋”之来中国通商，绝不会安分的，目的是为了“利”，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他认为“外洋”以走私鸦片求得“补偿”似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就不对了。英国鸦片贸易史的本质，是不择手段地对印度、中国等亚洲国家进行掠夺，“补偿”一说，不免失于幼稚。正因为如此，夏燮在鸦片走私的“源”与“流”的判断上，亦陷于失当。他认为：“西人之言曰：‘若想印度人不栽波毕（即罂粟——引者），除非中国人不食鸦片。’是则中国之害虽自外洋贻之，而外洋之利实自中国启之。”[201]其所引“西人”之言，恰是“西人”自我开脱之词。以此为据辨别“源”“流”，岂不谬哉。这是夏燮的局限，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许多人的局限。这里所要肯定的，是夏燮从中西通商、“夷人惟利是趋”的世界眼光来阐明鸦片战争爆发的必然性，显示出他对“外洋”的深刻认识。
其三，注意到从复杂的国际关系来分析列强对中国侵略的一致性。夏燮在《四国合从》篇中，先是一一阐述了“英法和战之始末”“英弥（美）和战之始末”“英俄交恶及中西构衅之始末”，继而阐述英、法、弥（美）、俄“四国联盟而合纵称兵”一齐侵略中国，以武力攫取种种特权，直至咸丰十年（1860年）英军“入寇京师”而“上狩滦阳”。篇中，夏燮对英、法、美、俄四国的侵略野心颇有揭露和抨击，尤其对俄国强迫清廷割让大片领土表示极大愤慨，显示了一个爱国史家的明确立场。他还引用《西人月报》的评论，指出：“中西相持，俄人又将从中窥衅，以收渔人田父之利。此不可不虑者也。”[202]不幸的是恰被他言中了。
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国际关系还比较简单的话，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国际关系就变得更加复杂、多变和险恶了。这是《中西纪事》给予今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夏燮正以一种在当时是至为难得的世界意识，把两次鸦片战争置于中西关系总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和叙述，指出鸦片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从深层次上揭示了“外洋”之“惟利是趋”的侵略本质。夏燮史学之世界意识的价值即在于此。
同姚莹比起来，夏燮没有直接参与抗击列强入侵的斗争，也缺少同主战派人物的交往，故对林则徐销烟抗敌的气概，对魏源师夷制夷的战略，在书中缺乏足够的评论，甚至还有误解之处。当然，此是枝节，不必苛求。夏燮还著有《明通鉴》等书，因不在本文论题讨论范围之内，兹不赘述。
1997年是安徽建省330周年，又欣逢香港回归祖国之世纪性的历史大事，重读前贤之著作，阐扬他们作为爱国者的时代精神和作为史学家的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对我们做好今天的史学工作是有深刻的启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