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姚莹认为，要有效地抵御外侮和加强边务，必须认真了解外国、认识世界。这是姚莹从19世纪初开始几十年中所追求的。《康輶纪行·自叙》说：“莹自嘉庆中每闻外夷桀骛，窃深忧愤，颇留心兹事，尝考其大略，著论于《识小录》矣。然仅详西北陆路，其西南海外，有未详焉。及乎备兵台湾，有事英夷，钦奉上询英地情事，当时第据夷酋颠林所言，绘陈图说，而俄罗斯距英地远近，莫能明焉，深以为恨，乃更勤求访问。适友人魏默深贻以所著《海国图志》，大获我心。故乍雅之役，欣然奉使，就藏人访西事，既得闻所未闻，且于英人近我西藏之地，与夫五印度、俄罗斯之详，益有征焉。”这是他对自己几十年中所作努力的简要概括，这种意识，确是前人所没有的。他说《海国图志》“大获我心”，反映了他的欣慰之情。《康輶纪行》一书中，十几处提及《海国图志》，绝非偶然。值得注意的是，在考察边疆事务的过程中，致力于询访“西事”，正是姚莹治学的特点。故书中撰有《俄罗斯方域》《英吉利》《佛兰西》《英吉利幅员不过中国一省》等诸多篇目，以及外国地图的解说等篇目，涉及到描外夷山川形势风土”。姚莹认为，要了解外国、认识世界，当从留心外国文字入手。他从“外夷留心中国文字”的事实，论证这一必要性，从而语重心长地写道：“及秦、汉以来，天下一统，则昔之所要荒者，今皆吾接壤，直侯、甸耳，岂勤远略哉！谓固我屏藩，不劳师于异域可也，若坐井观天，视四裔如魑魅，暗昧无知，怀柔乏术，坐致其侵凌，曾不知所忧虑，可乎！甚矣，拘迂之见，误天下国家也！平居大言，谓一事不知为耻，乃勤于小而忘其大，不亦舛哉！观英吉利、普鲁社、耶马尼之留心中国文字，日本、安南、缅甸、暹罗之讲求记载，是彼外夷者，方孜孜勤求世务，而中华反茫昧自安，无怪为彼所讪笑、轻玩，致启戎心也。然如西洋士罗所印，说英吉利留心中国史记、言语，亦不过十二人，礼拜庙中尚无坐位，岂叶公好龙，中外有同慨耶！余于外夷之事，不敢惮烦，今老矣，愿有志君子，为中国一雪此言也。”[195]这些话，反映了姚莹之史学的世界意识，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具有启发后人之价值。除文字外，姚莹还强调“详考外域风土”的必要性。他说：“习其山川，则知形势之险易；习其人物风土，则知措施之所宜，非如文人词客，徒资博雅助新奇也。故留心世务者，皆于此矻矻焉。”[196]他热忱希望人们致力于外域状况的考察，在“夷务纷纭”的年代，这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吴德旋称颂姚莹说：“石甫尝谓余：有志立言之士，遇所闻见，美恶皆宜据事直书，以寓劝惩之旨，乃克扶树教道，而有补于人心。读石甫之书，足以知其识之宏，而志之所存者远矣。”[197]经过历史的积淀，回首细察，我们从姚莹的“识之宏”“志之远”中，确能真切地窥见他的史学的近代意识。
三、夏燮史学的世界意识
夏燮的史学也具有近代意识，而其近代意识的突出之点即近代的世界意识。
同样是记载鸦片战争的历史，夏燮为自己的著作取名为《中西纪事》，这跟《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比较起来，其特点极为突出。它的思想倾向虽不如后者鲜明，但却显示出恢廓的视野。具体说来，夏燮是从中西关系这一大背景下来认识和撰述鸦片战争这段历史的。魏源著《海国图志》、梁廷枏著《海国四说》，也都是具有世界意识的史家；但在鸦片战争史的撰述上，夏燮是独具特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