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姚莹出于对外国侵略者的深刻认识，故而十分重视边疆事务，重视对边疆史地的考察与撰述。他在鸦片战争前撰写的《东槎纪略》，详述台湾的防务、关隘、里道、开发及治台方略，显示出对国家东南之海上屏障的重视和远见。书中《筹建鹿耳门炮台》一文，系转录道光四年（1824年）观喜等人“上议建炮台于鹿耳门”文。其文开宗明义写道：“台湾孤悬海外，屏幛四省。郡城根本重地，设险预防，尤为紧要。”[191]在《台湾班兵议（上）》中，姚莹写道：自康熙朝管辖台湾以来，“于今一百三十三载。设立重镇，总摄师干，俾以专杀之典，为东南延海数十郡外藩。日本、荷兰无敢窥伺者，台湾之功也。”[192]这两段话，有力地表明了“台湾”在国家防务上的重要地位。姚莹在本书《自序》中说：“余以羁忧，栖迟海外，目睹往来论议区画之详，实能明切事情，洞中机要。苟无以纪之，惧后来者习焉不得其所以然，设有因时损益，莫能究也。乃采其要略于篇，附及平素论著涉台政者，而以陈周全之事终焉。世有审势察几之君子，尚其有采于兹。”十余年后，鸦片战争爆发，姚莹在台湾率军抗击入侵英军，功劳显著，其《东槎纪略》一书的远见卓识和经世价值，受到了严峻而有效的检验。姚莹友人吴德旋序其书曰：“石甫（姚莹字——引者）方以高才硕画，见重当世，造物者盖将有以大用之，非仅于此书为足自表见也。然即此而观，后之从事台湾者，必取其言以为鉴，岂非不朽之盛业也哉！”此论可谓知人知言。在经历了鸦片战争之后，姚莹的边疆意识和关于边疆史地考察之重要性的认识更加鲜明、更加深刻了，又以极大的热忱和深切的忧患撰写了《康輶纪行》。《康輶纪行》凡16卷，内容很丰富，姚莹自己概括说：“大约所纪六端：一、乍雅使事始末；二、刺麻及诸异教源流；三、外夷山川形势风土；四、人藏诸路道里远近；五、泛论古今学术事实；六、沿途感触杂撰诗文。”其中：一、二、四，多论西藏的历史、地理、宗教、戍守等；三，多论外国史地；五、六，多是学术与杂感，亦往往与西藏事务相关涉。姚莹对西藏史地、事务的研究，在认识上确有深入于《东槎纪略》的地方，如他在《诸路进藏道里》一文末了写道：“中国舆地，历代文人学士多详考之，本朝一统无外，殊方异域，皆我版图，况今夷务纷纭，岂可不于此加之意乎！”[193]“况今夷务纷纭”这6个字，足以反映这位史家深刻的忧患意识。正因为如此，他认为，边疆史地的研究首先是为着时务的需要，不应仅仅视为书斋里的学问。他真诚地说：“疆域要隘，通诸外藩形势，尤为讲边务者所当留意，不仅供学人文士之披寻也。”[194]这些话，不仅反映了他本人经世之学的宗旨，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边疆史地研究潮流的宗旨。姚莹在此书的《自叙》中还写道：“昔苏子瞻在海南，杨升庵在滇，皆多所论著。莹何敢望前贤，庶贻同志明所用心而已。”这是他的谦辞，从时代意义和经世致用的价值上说，他已经超过“前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