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姚莹较早地意识到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的野心和危害。他自述道：“莹自嘉庆中每闻外夷桀骜，窃深忧愤，颇留心兹事，尝考其大略，著论于《识小录》矣。”[189]这是指嘉庆十四年（1809年）姚莹作为百龄的幕僚相随入粤，目睹英军屡屡在广东海面武装挑衅；姚莹为协助粤督防备英军挑衅，乃购求外国书报，了解“夷情”，其《识小录》便是此时所撰，而内容则多涉及边防与外事。后来他到台湾任职，并于道光九年（1829年）撰成《东槎纪略》一书，反映了他对台湾事务的关注。鸦片战争期间，他又直接率军抵抗英军的入侵，捍卫了祖国的领土。这些亲身经历，使姚莹对外国侵略者觊觎中国领土，始终抱有极大的敏感和深切的忧虑，而以英国殖民主义者对西藏的窥伺最为关注。可以认为，他的《康輶纪行》一书，主要即为此而作。诚如他在《〈西藏外各国地形图〉说》中指出：英吉利在“东印度全境已据其七八”；“先是哲孟雄与披楞隔界有大山，甚险阻，无路，有一线道可容羊行。近为英人所据，屯兵其上，凿宽山道，可以长驱抵藏矣”；“近年英、俄二夷，在西北二印度之间构兵，盖俄罗斯之垂涎印度，亦犹英吉利之垂涎前、后藏也。今为此图，俾吾中国略知其形势云。”[190]从19世纪40年代起，这始终是姚莹最关注的问题，并贯穿于其论著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