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重视边疆史地的考察与撰述。鸦片战争的结局与《南京条约》的签订，国人无比震惊；国土意识、中华民族之整体的民族意识，都在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有了新的觉醒。史学家们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孜孜于边疆史地的考察与撰述，正是这种觉醒的有力表现之一。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姚莹的《康輶纪行》是这方面的几部杰作。《蒙古游牧记》一书，以方域为骨骼，以史实为血肉，记述了内外蒙古自古代迄于清道光年间的地理沿革和重大史事，“尊宠命”“志形胜”“贵朝宗”，尤其“详于四至、八到以及前代建置”，其主旨是“稽史籍，明边防，成一家之言”[187]。《朔方备乘》一书，着重考察东北、北方、西北的边疆沿革、攻守形势和中俄关系的历史，作者的撰述宗旨是“旁搜博采，务求详备，兼方志外纪之体，揽地利戎机之要”。作者认为，“是书备用之处有八：一曰宣圣德以服远人，二曰述武功以著韬略，三曰明曲直以示威信，四曰志险要以昭边禁，五曰列中国镇戍以固封圉，六曰详遐荒地理以备出奇，七曰征前事以具法戒，八曰集夷务以烛情伪”[188]。《康輶纪行》是一部关于西藏历史、地理、政治、宗教、戍守的札记体著作，对于外国史地、政治以及外国侵略者觊觎中国领土亦表示关注和忧虑。因作者有抵抗英国侵略军的实际经历，故于“留心世务”反复致意。这三部书所关注的边疆史地诸问题，均可谓远见卓识。
第三，重视外国史地的研究与撰述。鸦片战争使国人感到震惊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国以外的世界，竟有能够制造坚船利炮的国家，中国的士大夫们确有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之悲了。于是先进的中国人产生了了解世界的要求，而林则徐则是较早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他主持编写的《四洲志》是中国人关于外国史地撰述的先驱。此后，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王韬的《法国志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先后问世，蔚然大观，影响所及，超出中国，成为中国近代史学走向世界的开端。《海国图志》按亚洲、澳洲、非洲、欧洲依次叙述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反映了东方学者的世界眼光，而“御侮”的撰述宗旨和科技所占的分量，都十分突出。魏源在《原叙》中写道：“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叙》中说；“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已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他认为这是中国士大夫的悲哀，强调了了解外国历史、现状的必要。魏源、黄遵宪的这些认识，反映出了当时史家关于外国史地撰述的基本宗旨。
以上这几个方面所汇聚起来的中国史学发展的新趋势，反映了当时中国历史的时代特点和志士仁人救国图强的愿望，在中国史学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姚莹史学的近代意识
姚莹和夏燮，都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史学发展新趋势中的优秀史家。他们的史学，在其主要的或基本的方面，都反映着这一新的趋势。同时，他们的史学，也都有自己的特点。
姚莹史学的特点，是具有鲜明的近代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