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层含义，中国史学家拥有可靠的史料来写历史，具体所指即司马迁对商代历史的撰述。司马迁写《史记》，态度是极严肃的。他对于所叙述的历史，大多说明史料的来源。具体说来，他在《史记·殷本纪》后论中指出：根据《商颂》写商代始祖契至商王汤的事迹，而根据《尚书》《诗经》记汤以后史事。他在《史记·三代世表》序中指出：《谍记》这部书，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但与其他古文典籍不符，故不可取；于是乃根据《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而作《三代世表》。集世，是编次世系。共和，指西周国人赶走周厉王，由周公、召公共同代行王政（一说系共伯和代行王政），史称“共和”，这是中国历史有准确纪年的开端，时为公元前841年。在这篇序文中，司马迁还称道了孔子对于历史年代“疑则传疑，盖其慎也”的严谨治学态度。司马迁在《史记》的其他许多篇中，也是这样做的，有时他还运用从实地调查所得来纠正前人记载或传闻的讹误。他对待历史撰述的这种认真精神及其所著《史记》，受到后人很高的评价，称他“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6]。司马迁对待历史撰述的态度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史记》则当之无愧地成为历代史家著史的楷模，而“太史公”则成了后人对司马迁景仰、崇敬的专称。正因为如此，李约瑟从司马迁写商代历史中升华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这个认识，不仅指出了中国史学上的一个优良传统，也道出了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一个特点，具有非同寻常的认识价值。
至于李约瑟说的“清楚地找到商代30个帝王中的23个帝王的名字”，他是依据《史记·三代世表》所记自汤至纣30个王说的；找出23个王的名字，则是主要根据近代史家王国维的考证成果说的。王国维的考证成果，见于他撰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两文。[7]王国维根据甲骨文的记载，同《史记·殷本纪》《史记·三代世表》《汉书·古今人表》结合起来考证，文末附有《殷世数异同表》。甲骨文最初出土于今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才被发现，在地下掩埋了三千多年。这是司马迁不曾见到的古文字记载，王国维据此经过考证而与《史记》所记商代历史相印证，这确是令人惊异的事情！王国维是近代新考据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继承了中国古代考据学尤其是清代乾嘉考据学派的优良传统，并把近代考古发现同历史文献结合起来进行历史考证，从而把传统考据学推进到新的阶段。他对于殷和西周历史的考证成果，在中国近代史学上占有重要位置。王国维的考史成果表明，中国考史学派以其独特的方式即对于历史事实和历史文献的缜密考证，从一个方面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史家的深刻的历史意识。这可以用乾嘉时期考史学派大师钱大昕的两句话来概括，他说：“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8]求真、求美、求善；把历史撰述视为千载之业，视为史学家对历史承担的崇高责任，这是何等深刻的历史意识啊！
从李约瑟对司马迁所写商代历史这一具体评价中，我们不由得产生许多联想、许多思考：
——作为一个民族，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说明这个民族懂得珍惜自己的历史，“彰往而察来”，在认识历史的基础上创造未来。
——从精神世界来看，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说明思想发展的历程始终带着鲜明的世俗性质和人文性质，重人轻天的思想和孔子的“人”学思想，是这方面的最古老的优秀遗产。
——从史学发展来看，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说明史学家历史观点的进步、社会责任的意识、自我修养的要求等，除了社会历史的种种原因推动之外，还有思想传统的深刻影响。
正因为这样，我们把李约瑟关于“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这一具体评价，列于本书开篇加以阐述，以表明它对于本书撰述宗旨的重要性。
从唯物的观点来看，人们的意识是由人们的存在产生出来的，存在是意识的本原。人们的物质存在的发展，推动了人们意识的发展。历史意识的发展，也同样遵循这一客观规律。
在以下各节，我们将简略地考察中国古代人们历史意识的发展历程，以及它对于社会实践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