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牒撰述之盛导致了谱学的产生和发展。东晋南朝谱学有两大支脉，一是贾氏谱学，二是王氏谱学，而后者源于前者。贾氏谱学的奠基者是东晋贾弼之。萧子显《南齐书·文学·贾渊传》记：“先是谱学未有名家，渊祖弼之广集百氏谱记，专心治业。”晋孝武帝太元年间（376—396年），贾弼之在朝廷支持下，“撰定缮写”成书，并经其子匪之、孙渊“三世传学”。此书包括“十八州士族谱，合百帙七百余卷，该究精悉，当世莫比”。这就是《姓系簿状》一书，是为东晋南朝谱学之渊薮。刘宋时，王弘、刘湛“并好其书”。弘为太保，“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湛为选曹，始撰《百家谱》“以助铨序”[92]。萧齐时，王俭重新抄次《百家谱》，而贾渊与之“参怀撰定”。贾渊亦自撰《氏族要状》十五篇及《人名书》。其后，贾渊之子执撰《姓氏英贤》一百篇和《百家谱》；贾执之孙冠，承其家学，亦有撰述，这都是王氏之学兴起以后的事了[93]。王氏谱学兴于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指出：东晋咸和（326—334年）至刘宋初年，晋籍精详，“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后来由于晋籍遭到篡改，使“昨日卑细，今日便成士流”。他认为，“宋、齐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阙，职由于此。”梁武帝乃以王僧孺知撰谱事，改定《百家谱》。王僧孺乃“通范阳张等九族以代雁门解等九姓。其东南诸族别为一部，不在百家之数”，撰成《百家谱》三十卷。他还集《十八州谱》710卷，撰《百家谱集抄》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94]。谱牒撰述之盛和谱学的兴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别贵贱，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贾氏、王氏谱学出焉。”[95]这表明，凡“品藻人物”“有司选举”、划分士庶，都以谱牒为据；而谱牒又须“考其真伪”，故有谱学之兴。此外，门阀士族之间的联姻，也往往要互相考察谱牒，以保证门当户对。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96]。这种社会现象一直继续到唐代，也成为史学发展中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唐代跟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样，是门阀地主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重视谱牒，是这个时代的特点。唐代谱牒之学承魏晋南北朝之余绪，亦曾盛行一时，谱学家代有其人，官私谱牒屡有制作，成为唐代史学上一个重要现象。私家撰述，姑且不论。官修谱牒，其大者有：《氏族志》100卷，唐太宗时高士廉、岑文本等撰；《姓氏录》200卷，唐高宗时孔志约、杨仁卿等撰；《姓族系录》200卷，唐玄宗时柳冲、陆象先、徐坚、刘知幾等撰。这是盛唐时最重要的三部全国总谱。其后还有：《百家类例》10卷，唐肃宗时贾至撰；《元和姓纂》10卷，唐宪宗时林宝撰；《皇室永泰谱》（一作《永泰新谱》《皇室新谱》）20卷，唐代宗时柳芳撰；《续皇室永泰谱》10卷，唐文宗时柳璟撰；《皇唐玉牒》110卷，唐文宗时李衢、林宝撰。这些书，尚存的仅有《元和姓纂》。关于唐代重谱牒，郑樵有中肯的论断：“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97]可以认为，谱牒之学在唐代的兴衰，反映出唐代门阀政治的命运和社会风气的演变。
别传亦与门阀社会有关。按刘知幾的说法，别传是以“类聚区分”的形式出现的。《隋书·经籍志二》杂传类著录中的高士、逸士、逸民、高隐、高僧、止足、孝子、孝德、孝友、忠臣、良吏、名士、文士、列士、童子、知己、列女、美妇等传，都属于别传。但别传也不限于“类聚区分”、多人合传，也有单个人的传记称为别传的。《世说新语注》引用个人别传八十余种（均为《隋志》未曾著录）。前者更多地反映出当时的以“名教”观念为中心的社会道德观念，后者则反映出门阀士族人物的言行，它们都是这个时代的特点在史学上的表现。例如，《宋书》《南齐书》首立《孝义传》，《魏书》立《孝感传》，突出“父子之道”的“天性”[98]；《宋书》《南齐书》《魏书》分别创设《隐逸传》《高逸传》《逸士传》，推崇“全身远害”的行为等，都是以强调门阀利益为其出发点和归宿的。
五、从史书诸志看世风面貌与社会变迁
“正史”的志，从不同方面反映了有关时代的世风面貌与社会变迁，这是因为“志”目的设立和“志”的内容，往往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史书“志”的考察，可以在反观社会方面有所启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家先后撰写的《续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隋书》《晋书》等都有志。其中，除沿袭《汉书》诸志外，新写的志有《百官志》（《职官志》、《官氏志》）、《舆服志》、《符瑞志》（《祥瑞志》、《灵征志》）、《释老志》等。简言之，百官、舆服、符瑞、佛道，是这时期人们关注的社会内容。除《续汉书》诸志是反映东汉社会外，其余主要都是反映魏晋南北朝及隋代的社会风貌。今举《百官志》为例：《续汉书·百官志》序文强调的是“世祖节约之制，宜为常宪”；《南齐书·百官志》序文突出了“齐受宋禅，事遵常典，既有司存，无所偏废”；《魏书·官氏志》序则谓“余官杂号，多同于晋朝”；《隋书·百官志》序文写出了隋炀帝初年仿《周官》“建官分职”，“于时三川定鼎，万国朝宗，衣冠文物，足为壮观”，以及炀帝后期“以人从欲，待下若仇，号令日改，官名月易”的局面。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史家所处社会环境不同，则其旨趣有所不同，即在政治统一的局面下，史家比较关注官制的前后变化；在政治分裂的局面下，史家比较关注的是承袭前代之制。第二，官制的繁简同社会状况有关，一般说来，世风好则尚简，世风不好则趋繁，如《续汉书》称道汉光武帝的“节约”，是针对汉武帝说的；《隋书·百官志》序则指出了隋炀帝前期同后期的不同。从中可以看出，这个现象是带有规律性的。
此外，我们从《宋书·州郡志》可以看到人口迁移的情况和侨置州郡的设立；从《魏书·官氏志》可以看到官制和门阀的南北趋同；从《魏书·地形志》可以看到所叙行政建置皆上溯两汉而下及北魏，凡此都反映了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步伐；从《隋书·经籍志》著录经、史、子、集四部书所撰总序、大序、小序诸文，我们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至隋朝统一，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和历史文献的丰富积累等。
本文列举这些事实，不是为了要告诉人们“正史”的“志”在史料上多么重要，这是人们早已熟悉的问题了。本文要强调的是，史学在反映社会面貌和社会变迁方面，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而深入研究史学的发展，对于深入研究和认识历史的发展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