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的民族史记述，还包含在大量的地方史撰述和地理书撰述中，如《华阳国志》，它关于西南民族史的记述很丰富。其中，有一些记载，如果对其做深入的研究，可能对说明有关民族的族源、迁徙历史，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和根据[85]。《隋书·经籍志二》地理类小序引《周官》之义，说：“夏官职方，掌天下之图地，辨四夷八蛮九貉五戎六狄之人，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周知利害，辨九州之国，使同其贯。”这是强调了地理书中关于民族情况的记载。又说到晋挚虞所著《畿服经》170卷，“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任昉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陈时，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作《舆地志》。”[86]这几部大书都已佚亡，但从上述记载中，可以得知它们是包含了不少民族史方面的记述的。此外，如周处的《风土记》、盛弘之的《荆州记》、谯周的《三巴记》、常宽的《蜀志》（《蜀后志》）等，虽多言一方，但也具有相同的性质。
隋唐时期，人们对于民族关系和民族史的认识，具有超越前人的开阔视野和新的境界。隋炀帝时，裴矩撰《西域图记》一书，其序认为隋代是“混一戎夏”“无隔华夷”的时代；若对少数民族历史“不有所记，无以表威化之远也”[87]。此书虽已不存，但从这篇序文中仍可看出作者对当时西域各族社会历史的深入了解。
唐初史家不仅承认记述少数民族政权历史的史书为“正史”的内容，而且也撰写这样的“正史”，这是他们在民族史撰述上的新贡献。《晋书》载记对于石勒、慕容廆、慕容德、赫连勃勃等十六国统治人物也都有一些好的评论。杜佑《通典·边防典》共十六卷，可以看作当时一部翔实的民族史和域外情况的撰述。杜佑提出的“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的见解[88]，从文明发展进程上来看待华夷关系，是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晚唐时期，民族史撰述有所增多，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原与“四夷”的关系史，二是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李德裕的《异域归忠传》、高少逸的《四夷朝贡录》属于前一类著作；后一类著作以关于云南地区的社会历史撰述最为突出，主要有韦齐休的《云南行记》、李德裕的《西南备边录》、窦滂的《云南别录》和《云南行记》、徐云虔的《南诏录》、卢携的《云南事状》、达奚洪的《云南风俗录》、樊绰的《蛮书》（一作《云南志》）等。这些书，多撰于武宗至僖宗年间。可惜这些著作大都亡佚，幸存至今的只有《蛮书》10卷。樊绰在懿宗咸通年间任安南从事，是蔡袭的幕僚，他在咸通四年（863年）的一次事变中得以生还，撰成此书。《蛮书》是一部包括云南之历史和现状、自然和社会的内容丰富的著作，而书中关于唐朝与南诏之关系史的叙述则占有极为突出的位置，是一部珍贵的民族史著作，多为后人所引据。
四、门阀社会中的史学特点：家传、谱牒与名教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门阀地主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89]。门阀地主的旨趣在史学上有突出的反映，这就是家传、谱牒和名教观念的盛行。两晋南北朝，姓氏之书大为发展，不仅“中国士人，第其门阀”，北魏、北周亦多仿效，逮至盛唐，其风不衰。因重门第而重家传，因重郡望而重乡贤，因重门节、家风而重名教，这都是门阀社会的特点，且都在史学上有所反映。《隋书·经籍志二》中的谱系类、杂传类著录诸书，可见一斑。刘知幾称颂“直书”，斥责“曲笔”，但他认为：“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他还认为史学的一个任务就是“激扬名教”[90]。名教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史家追求信史的理想和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