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李延寿一反南北朝时期史学家的陈旧的传统观念，对北魏、西魏、东魏、北齐、北周等朝史事，均于《北史》中立“本纪”；对宋、齐、梁、陈各朝史事，亦于《南史》中立“本纪”，从而一概取消了所谓“索虏”和“岛夷”的称谓，取消了《索虏传》和《岛夷传》。李延寿在《北史》本纪中称南朝时则书其国号“宋”“齐”，或书“宋人”“齐人”；对南朝皇帝，书其谥号或庙号，如“宋顺帝”“齐高祖”等。同样，他在《南史》本纪中，对北朝也用这样的称谓，或称国号，或称“魏人”“周人”，对北朝皇帝也都称谥号和庙号。作者这样做，无疑是为了把南朝历史和北朝历史放在同等位置来看待。这种在历史撰述上不再强调南、北对立和华、夷界限的认识和做法，反映了全国统一、天下一家的政治局面，反映了从“南北分隔”到“胡越一家”的历史变化，反映了民族融合的伟大成果。
三、民族大迁移与民族史撰述的勃兴：从民族传记到霸史问世
西晋灭亡后，北方各族纷纷进入中原，先后建立十几个割据的皇朝，前后延续，百年左右，直至北魏统一北方，形成新的南北对峙局面。其间，不论是汉化趋势，还是胡化倾向，在政治格局和民族关系方面，都产生了新的变化。这个变化在史学上的突出表现之一，是民族史撰述的勃兴。上引《隋书·经籍志二》霸史类小序诸语，亦可视为这一趋势的成因。霸史类著录史书27部，其实际数字还要更多一些。从后来魏收所撰《魏书》来看，这种以朝代史面貌出现的民族史，具有丰富的内容。
民族史撰述，开始多以专篇形式出现。中国史学上关于民族史撰述的专篇，始于司马迁的《史记》，它把环绕中原的许多民族，尽可能地展开，呈现出一幅极为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画卷，可以说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民族史。其中有些记载是超越当时和今日国境范围的[84]。这在民族史撰述上具有开创的意义。其后，《汉书》《东观汉记》、谢承的《后汉书》、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汉后书》、陈寿的《三国志》都有记述民族史的专篇；当然随着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重新组合，专篇内容也不断有所变化。范晔《后汉书》比较晚出，它在继承、综合前史的基础上，写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史”撰述中最有分量的民族史专篇，可以同《史记》《汉书》的有关专篇相衔接。
这一时期的史家还写出了许多当代民族史著作，但它们多是以皇朝史或“国史”的形式出现的。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和魏收的《魏书》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可惜前者已散亡，只有辑佚本流传，已不可窥其全貌了。《魏书》在民族史记述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仅记述了鲜卑族拓跋部的历史，而且还记述了拓跋部以外的鲜卑族的历史，记述了鲜卑族以外的其他各族的历史，涉及东北、西北、西域、北方许多民族，显示出在民族史记述上的开阔视野。它在反映这个时期北部中国诸民族的重新组合和融合方面，是具有总结性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