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只着重讲讲《南史》《北史》的历史思想与政治观念。李延寿在《北史·序传》中写了他父亲李大师的史学抱负，这就是：“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李大师没有实现这一愿望，“以为没齿之恨”，而李延寿“追终先志”，完成了他父亲的未竟之业，成为中国史学上的一段佳话。
倾向统一的政治思想，是李大师、李延寿父子共同的思想，也是他们撰述南北朝史的指导思想。从总的方面来看，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大致是相同的，但从具体的政治条件来看，李延寿却有着远远优越于他父亲所处的政治环境。李延寿的整个政治生涯和治史道路，几乎都是和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相始终的。其间，许多重大事件都会直接、间接地对他产生影响。譬如，贞观七年（633年）十二月，唐高祖李渊（他当时是太上皇）和唐太宗李世民在汉代未央宫旧址举行宴会。在热烈而融洽的气氛中，北方突厥族首领颉利可汗起舞，统治南方各族的首领冯智戴咏诗。李渊高兴地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80]这是一个庆祝全国统一、“胡越一家”的热烈场面，它同李大师慨然而叹的“南北分隔”的政治局面和互相诬骂的对立情绪比起来，自不可同日而语。又如，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五月，唐太宗面对群臣，总结自己成功的原因。其中第五个原因是：自古以来多数帝王都以“中华”为高贵，以“夷狄”为低贱；只有我能够同样地看待他们、爱护他们，所以少数民族对待我就像对待父母一样亲近。这是我得以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的原因之一[81]。唐太宗总结的五条历史经验，前四条都是关于怎样看待人和怎样使用人的问题，第五条是关于民族政策和政治局面问题。这两件事情，贯穿着全国统一、天下一家的思想。
《南史》《北史》倾向统一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在政治上，作者充分肯定全国统一、天下一家的政治局面；在历史撰述上，作者明确提出“编年以备南北”和“编次别代，共为部秩”[82]的原则，主张把南北朝各代历史编撰成一部史书。这个指导思想最后由李延寿贯彻到《南史》《北史》的撰述之中。《南史》《北史》肯定全国统一、天下一家的政治局面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作者取消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袭用的所谓“索虏”和“岛夷”的称谓。此外，李延寿在讲到如何看待南朝和北朝的历史的时候，反复说明他跟南北朝时期史学家在看法上和历史编撰上的歧异。关于北朝的历史，他不赞成把北魏以前的一些少数民族所建皇朝的历史“编之四夷”，认为这是“有欺耳目，无益缃素”的做法，既混淆视听，又无益于史。他赞成唐太宗时重修《晋书》的体例，把它们的历史写入《晋书》载记之中。根据这样的认识，他也不认为北魏所吞灭的一些少数民族所建皇朝属于“四夷”，而是把他们的历史写人《僭伪附庸列传》[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