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根据令狐德棻的建议，诏修梁、陈、魏、齐、周、隋六代史。诏书指出：史官的职责是“考论得失，究尽变通”，史学应起到“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的作用。魏、齐、周、隋、梁、陈六代都“自命正朔”，“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然诸史未备，令人惋惜。诏书对撰述六代史提出了总的要求：“务加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73]这道诏书，反映出了唐高祖的政治家气度。他是激烈的政治斗争的胜利者，但他并没有去指斥前朝的错误，而是充分肯定它们的历史地位。他重视周、隋的历史，但也没有排斥梁、陈，显示出对于史学工作有一种开阔的视野。这次修史工作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但它却为唐初修撰前代史确立了宏大的规模。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复命诸大臣撰写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以房玄龄、魏徵“总监诸代史”，以令狐德棻主修周史并“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74]。这是武德年间修史工作的继续。经众议，北魏史有魏收《魏书》和魏澹《魏书》二家，“已为详备，遂不复修”。为实现这次修史任务，这一年，唐太宗对修史机构做了重大改革，正式设立史馆，并“移史馆于禁中”，“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75]。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同时修成。唐太宗十分高兴，他勉励史臣们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76]这一段话，阐述了唐太宗对史学的社会功用的认识，尤其是史学与政治关系的认识，阐述了唐初统治者在对待史学的态度上跟秦、隋皇朝的区别。隋、唐统治集团在历史意识强化方面是一致的，在对待修史工作的具体政策上却并不相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隋、唐在文化政策上的得失。贞观年间，唐太宗还诏修《五代史志》、重撰《晋书》；史家李延寿秉承家学，撰写《南史》《北史》。至唐高宗时，这些撰述先后成书，显示出官修皇朝史的重大成就。
二、从分裂到统一：史家政治观念的变化
政治形势往往影响到史家的政治观，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说明史学同政治本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南北朝时史家作史，“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77]。这明显地表明“南北分隔”的政治形势和对立倾向。尔后，到了唐初人们撰《隋书》，就强调“《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区宇之内晏如也”了[78]。这种政治观念的变化，对史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即促使史学家更全面地、更真实地认识社会的演变，《隋书》《晋书》《南史》《北史》等就是这种认识的产物。
从史学和政治的关系来看，国家的统一，必然要求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从史学和历史的关系来看，随着历史的发展，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因而史学家对反映历史的史书也要提出新的看法和新的要求。而这种新的看法和新的要求的提出，从终极的原因来说，它无疑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但从史学家的直接动因来说，它往往是史学家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政治局面的反映。因此，史学家的一种历史观点的提出，是必然要受到一定的历史环境的制约的，尤其要受到一定历史环境下的一定政治要求的影响。本文上面所引用的刘知幾的“隋氏受命，海内为家，国靡爱憎，人无彼我”的说法，以及他认为史学家应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政治形势重新看待历史和撰写史书的见解[79]，正是史学和政治、史学和历史这种关系在史学家认识上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