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十六国史撰述。《隋书·经籍志二》霸史类小序说：“自晋永嘉之乱，皇纲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而当时臣子，亦各记录。”这里主要就是指十六国史撰述。唐初史家从传统正闰观念出发，认为十六国君主“推奉正朔”“假名窃号”，故将其史列为“霸史”。然刘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仍以十六国史人“正史”，这是他的卓识。十六国史多数是当时人及北朝人所作，少数为东晋南朝人所撰。清代及近人所考，大致相近，其数凡29种，多以分记十六国各朝史事，通记十六国史事者以崔鸿《十六国春秋》最为知名。刘知幾评其书曰：“考覈众家，辨其同异，除烦补阙，错综纲纪，易其国书曰‘录’，主纪曰‘传’，都谓之《十六国春秋》。”[69]可以认为，《十六国春秋》是反映十六国史事的一部总结性著作。唐修《晋书》中的“载记”，颇参考其书。自宋以后，十六国诸史皆散失元存。
关于南朝史撰述。南朝宋、齐、梁、陈朝代短促，但史家修史之风盛行，除撰有相当数量的东汉、晋史外，于南朝史亦颇多著述。其中宋、齐史各7种，梁史5种，陈史3种，共22种，今存者，仅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后人称《南齐书》）2种，其余尽散失。
关于北朝史撰述。北朝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朝，其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撰述，经历了坎坷的道路，故修史之风不及南朝为盛。北魏初年，邓渊等受命著《国记》，得十余卷，“编年次事，体例未成”，乃中辍。太武帝拓跋焘时，命崔浩（？—450年）等撰成《国书》30卷。后又命崔浩、高允、张伟等“续成前纪”，“至于损益褒贬，折中润色，浩所总焉”。崔浩应是北魏史撰述的创始人。他接受著作令史闵湛、郄标的建议，以《国书》刊石写之，以示行路，从而因“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获罪，于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受诛；“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崔浩监秘书事，故“其秘书郎吏已下尽死”，“同作死者二十八人”[70]。这就是后史常说到的“崔浩国史案”。以后，北魏皇朝关于本朝史的撰述便无太大举动。直至北齐天保时，魏收等撰成纪传体《魏书》130卷，才有比较完整的北魏史问世，并流传至今。
这个时期，同皇朝史撰述相关联的，还有历朝起居注的撰写。尽管它们都已散失，但它们在史学发展上的作用是应当肯定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撰述皇朝史的**，一方面表明史学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作用更加重要了；另一方面也表明史学所反映出来的历史文化传统，即使在分裂割据时期，仍然是联结人们思想的纽带，不论是人们对于《史记》《汉书》的推崇，还是对于《春秋》《左传》和《汉纪》的仰慕，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隋朝与唐朝，统治集团的历史意识进一步强化了，这在历史撰述和历史思想上都有明显的表现。隋文帝在撰史方面首先过问的一件事情，是命魏澹“别成魏史”。而魏澹所撰《魏书》“以西魏为真，东魏为伪”，隋文帝“览而善之”[71]。这是通过改撰魏史，在历史上为西魏、北周争得合理地位，而最终是为隋朝争得合理地位。隋文帝在撰史方面过问的另一件事情，是在开皇十三年（593年）下了一道诏书：“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72]这表明皇家垄断“撰集国史、臧否人物”的决心，魏晋南北朝以来私人修史的势头受到了扼制。这是中央集权的重建和强化在修史方面最直接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