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国史学家将更加意识到，在考察外国史学的历史和现状时，应当把中国史学的历史和现状作为参照物；反之，在考察中国史学的历史和现状时，应当尽可能地把外国史学的历史和现状作为参照物。这种互为参照物的方法和视野，才是真正的世界眼光。在这方面，中外史学家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发展的空间很宽阔。应当强调的是，对于中国史学的历史和现状，外国同行和公众确有进一步了解、认识的必要。这是外国同行所要做的工作，而中国史学家也应为此提供准确的信息和必要的条件。在这里，所谓“世界眼光”，更能表现出一种平常的心态和实事求是的学风。
第四，新的世界眼光，还反映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即关注世界史学发展的趋势。20世纪7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写出了《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就关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探索新概念和新方法、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历史学的新领域，以及国别史、比较史学和“元历史学”等问题做了阐述和分析。20世纪80年代，此书被译成中文在中国传播，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足以表明中国史学家对世界史学发展趋势的关注。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家对“趋势”的关注与日俱增，其具体表现在对“全球史”问题、环境史问题、后现代思潮对历史学的影响问题等许多前沿问题上，都敏锐地做出反应，提出了中国史学家的独立见解。这种对“趋势”的高度关注和学术热情，必将促进中国史学家以更大的步伐参与到对“趋势”的认识和把握的行列，并发挥应有的学术作用。
（二）关于中国特色。诚然，当中国史学家以新的世界眼光看待当今世界史学的时候，势必也会以同样重视和严谨的态度对待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史学，追求历史的真相和发挥其社会功能方面，是其普遍的本质和品格。但由于各国、各民族历史研究的对象与内容都是具体的或特定的，且又多有自己的传统，故而必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风格。就中国史学来说，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的连续性，是中国史学最突出的特点。就目前考古学成果所确认，甲骨文记事是中国现在所知最早的历史记载，《尚书》中有的篇章大致与此时代相仿佛。西周时期，周王室与各诸侯国出现了“国史”的撰述，虽其名称各异，但从《春秋》《左传》《礼记》等文献来看，“国史”记事与撰述原则当大致相同。“国史”出于官修，而自孔子据鲁史作《春秋》，则首开私人撰史的先河。此后，官修、私撰连绵不断，相得益彰，成为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两大脉络。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著史蔚为风气；而唐初设史馆撰写前朝史与本朝史，则把官修史书推向**并进而形成制度。这种重视修史的传统，直至明清而不曾中断。史家的层出不穷和史著的丰富积累，为中华文明之连续发展的历史，留下了翔实的记录，成为世界史学史上的宏伟奇观和伟大创造。中华文明的发展不曾中断，记述中华文明发展史的中国史学两千多年来不曾中断，这是世界文明史上所仅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