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要在两个方面做出新的努力。一方面是要有新的世界眼光，另一方面是要更加自觉地彰显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将会推进中国史学的发展并使其以更大的步伐迈向世界。
史学工作者的世界眼光和彰显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关键在于史学工作者高度的自觉意识。
（一）关于世界眼光。依我的肤浅认识，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加以强调。
首先，中国史学家的世界眼光，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司马迁著《史记》，写张骞通西域，到达大夏、康居、乌孙[204]；又写到张骞见到身毒（天竺）的物品，并打听其所在地等[205]。范晔著《后汉书》，涉及域外史事甚多，他关于“倭国”的记载，成为今人研究日本古代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欧阳修、宋祁撰写的《新唐书》，在《西域传》中写到天竺、师子、波斯、大食等域外风貌等。[206]正史如此，即使是私人撰述，也多有涉及域外史地的。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杜佑《通典》中引用杜环的《经行记》[207]，以及元代徐明善撰写的《安南行记》、周达观撰写的《真腊风土记》、汪大渊撰写的《岛夷志略》（原称《岛夷志》）等，都广泛地涉及域外的历史地理面貌。
近代以来，史学家们的世界眼光有了新的发展。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王韬的《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都是史学家们在自觉的世界意识下撰写的世界史和国别史著作，成为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标志之一。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可以说是面向世界的史学。西方的欧美史学，东方的日本史学，以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联史学，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史学的发展。
其次，主体意识的变化。从20世纪以前的中国史学来看，史学家们的世界眼光，虽有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过程，但总的说来都是在“以我为主”的历史视野下发生和发展的。而20世纪的中国史学，尽管面向世界的规模扩大了，但“以我为主”的视野却发生了变化，太多以他人为主，即以我们自己的史学去适应他人史学的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得与失兼而有之。所得者，在历史观、方法论方面，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所失者，中国史学的历史传统和民族风格未能得到相应的发扬，优秀的史学遗产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也有值得后人反思的问题和空间。
最后，什么是新的世界眼光？当世界历史进入21世纪的时候，尤其是中国史学工作者在经历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巨大变革的今天，中国史学工作者的世界眼光势必有新的发展、新的取向和新的视野。是否可以认为，这种新的发展、取向和视野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一般性的引进和模仿，走向合理的引进和理性的借鉴。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史学家们在更高的层次上“以我为主”的自觉的世界眼光的反映。换言之，中国史学家已经走过了“拿来主义”的阶段，从而走上择善而取之的路向。这是对于“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更深刻的认识。
第二，在对外国史学的借鉴过程中，中国史学家在世纪之交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辨析能力，越来越显示出其高水平的学术含量，从对外国史学的一般性介绍走向研究和判断的层面，从而提供了中外史学家真正“对话”的可能和前提。
